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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澍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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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法治之難——中國的人權倡議及維權律師的困境

法治之難——中國的人權倡議及維權律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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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自7月9日開始,內地公安大規模拘捕及查問200多位維權律師,直至今天依然有律師被扣押及不知所踪。華人民主書院及左翼21就大規模拘捕及中國式法治舉辦了一次講座,邀請了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總幹事陳潔文女士(阿Kit)及創辦成員張耀良大律師分享內地的人權倡議工作,從公民社會及律師兩方面檢視目前狀況,以及內地法制發展所遇到的困境。

國內律師所組成的人權律師團網絡在13年由9人組成,到15年迅速增加到300人,增加可謂相當鼓舞。換言之,在27 萬中國律師之中有500多人願意代表及幫助弱勢的人──基督徙、法輪功、土地被掠的農民等。律師會處理不同敏感度的個案,捍衛人權,扶助弱勢,推動社會進步;而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專注人權倡議,由決策及參與議題設定入手達到中國法治及人權維護的工作。二人總結關注組的工作經驗,指關注組與律師及法律工作人員有直接聯繁,可幫助他們與國際伙伴連結,事件後亦可整理資料成研究報告。關注組成立的緣起是高智晟律師慘遭打壓──2007年時他替法輪功打官司,期後被拘捕 、被控告、在獄中被虐打。他現時仍被軟禁,51歲的他只剩下11、12隻牙,令香港的同業感到相當不忍,奮而決定支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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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律師們有什麼武器──內地法制淘空保障

2004年中共宣佈人權入憲,而第34, 35, 36, 37, 39, 40條等也草擬了各種權利。第33條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國際人權公約方面9個核心公約之中,中國有6個公約是批準了(ratified),而非僅僅簽了(signed)。現時人民代表大會近年推動風險評估,在政策及法律改變時可以有諮詢及交意見書的渠道,亦都可以有司法上的行政覆核。阿Kit指,理論上亦法律制度看來有一定的保障,「內地的憲法權利[及法律保障]是progressive過香港的。」但當然大家都明白現況與條文有一段距離。

內地政治先行,一來強調要「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先」,不得破壞根本制度。二來,內地憲法無法律執行力,人們不可到法院提出憲法方面的訴頌。憲法難免成為一紙空文。阿Kit跟眾人解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湖北律師張科科在吉林省遼源市西安區法院為法輪功學員依法辯護。張律師正準備慷慨陳詞,「依我國憲法…」只見警察跟法官「咬耳仔」之後,就當場帶走了律師,拘留了6天,案件也停止了。

除了憲法,法律制度亦有法律缺失,及不一致及任意的地方。岐視、酷刑、性騷擾、國家機密等字詞非常空泛,執法機關可任意執法。惡法橫行,例如境外NGO法竟然由警察直接執行,未經法院之前警察可行政拘留15天。又例如乙型肝炎患者亦不可當公務員,令病患者也要走上反歧視之路。另一方面,國務院頒佈的及當地跟從的法律不一,令人民無法了解當時執行法律者所跟從的法律,這些都增加了法律的任意性,令法律被視為管治的工具及手段。它們稱之為「以法治國」(law base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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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運動訴求

縱向檢視:中國式法治是暴力管治

被問到中國法治之途,張耀良大律師回顧中國法制發展史之餘,總結指「中國有最古老的文明;但有最年輕的法律制度,仲要係不成熟既添!」中國沒有法治,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雖然民國初期有六法全書,但在共產黨執政後引入蘇聯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一部「暴力的法律」。暴力之上,還有意識型態。「反右運動之時,法律學者的制法研究工作更遭受腰斬。1959年頒佈憲法,劉少奇2個小時的演講之中,只有一句『我們要依法辦事!』,其餘都是意識形態的討論。」

張大狀過往一直研究中國法律制度的邏輯,甚至與內地學者交流分享。他指,中共「好學唔學」,把蘇聯維辛斯基(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Andrey Yanuarevich)的暴力法學哲學搬到中國。維辛斯基是名檢控官,他認為法律就是統治的工具,是統治階級的管治技倆──「法律是反映著統治者的意志」。張續分析50年代的法律教科書到四人幫審判的情況,指這一套暴力的法律語言,由國內首代沒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教授」生吞活剝地由蘇聯搬到中國,遺害甚深。

自89年後,中國法學院才開始研究人權法,人權法的教授都是被監視的對象。然而,在風雨中,他們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對人權、自由、公平特別敏感的學生。00年時竟然有種討論叫「司法獨立」,但在02年之後有黨一聲令下,就叫全國上下不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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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律師

民間倡議及法律工作並肩 反抗及打壓的力度也愈來愈大

民間倡議自00年開始才有法律人參與,他們則是「維權律師」的前身。03年的孫志剛案就是個爆發點,三位律師介入(俞江、許志永及滕彪),同時亦有法律學者上書人大[1],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促進了制度改變。法律的社群亦成立起來,以司法及人權為目標。在09年李莊案中,辯護律師李莊反被告「教唆犯人」,翻供(推翻口供),引起同業憤然三五成群走去重慶支援李莊。與其後的北海案一樣,律師會在法院前拍照抗議冤案,這樣成為了律師群中倡議的方法,又稱為抱團、圍觀。

同一時間,比較獨立的民間組織多加參與抗議行動之中。不少例子亦非常成功,例如綠色流域、公盟[2]、北京益仁平中心[3]、傳知行等。這些都是民間結合的力量。10年開始,法律與民間結合,又多了社運的模式。12年的南方街頭運動行動者以聚人,公民同城聚餐的方式組織群眾,迅速被打壓 。這些被稱為廣州非暴力不合作三君子唐荊陵、袁朝陽和王清營的案件至今仍未開審,早前更因法官粗暴撤回律師要求後,因程序問題押後聆訊,現在三人要重新找律師團。新公民運動的倡議人許志永則訴求激進,要求教育平權、官員公開財產等。由於他們的訊息傳播得快,打壓亦快,許志永因此被拘捕入獄;早前整家受到查問拘捕的王宇律師曾經代表法輪功的疑犯,疑犯在獄中飽受折磨、情緒不穩尖叫,獄吏卻在庭上明目張膽虐打疑犯,王宇欲阻止卻反被「叉頸」拖出法庭…阿Kit一一描述打壓事件,聽者心寒。

2013年,中國人權律師團成立,強調司法程序正義,特別是在敏感案中要求會見犯人。中共懼怕組織行動,維權律師因此巧妙避開組織之名,只做支援小組,一出事就去「圍觀」。律師抗議,甚至絕食,並拍照紀錄、上載到微博;一旦出事,其他人則迅速支援,形成網絡。江西四人謀殺的冤案中,律師們要求閱讀文件,最終在法法庭外站立抗議了21日,不果。然而,這亦令法律人及學者連結起來,他們在案件之後舉辦申訴研討會會面結交,甚至一同面對警察粗暴鎮壓 。

內地收緊權力 人權倡議必靈活抗議謀求改革

近期內地全面收緊權力,人權倡議步入寒冬。學術、言論、資訊自由均成禁區。阿Kit舉例說,學術界的七不講[4],網絡及SIM卡實名制,都見到國家加強監控。 報社收到愈來愈多的紅頭文件,即上層發給傳媒機構所指的敏感事件禁止名單。阿Kit指,「事實上和諧論變成國安論,打壓更加嚴峻,但這只是高層次的」。她續指在草根層面,中小型群體亦被迫由倡議變成了服務型的組織,納入國家監管。在刑事訴訟法新一輪改革中,有一條指明:若有律師在庭內擾亂秩序中即可刑事檢控。張大狀其後亦指現時法律改革卻愈改愈差,「現時的公檢法是聯同檢控者,對付疑犯。」

因此今年7月大規模搜捕維權律師不是偶然。「中共一旦感受威脅,當然以恐嚇的方式鎮懾「尋釁滋事」者。 」今年5月,黑龍江慶安上訪者徐純合被警察槍殺,政府迅速定性指「警察合法殺人」,但有銳鋒律師事務所法律人員到慶安找證據,發現有片段證明徐並無襲撃警察,欲協助家屬追討時先後有7人被抓[5]。事件引起社會轟動,甚至有700律師及法律學者去信人大要求追究濫捕。這之後亦帶來了7月份的200名律師大規模拘捕,超過37日(合法拘捕數目)了,多人依然失踪了,只有一人會見過律師一次(法律規定疑犯有會見律師的權利),只有三人的家人收到通知(法律規定必須24小時內通知疑犯的家人)。阿Kit認為,儘管如此,聯署及拉橫額的行動只會更多,爭取輿論的支持。「內地的工作者有時覺得很孤獨,我們的支援因此令他們更加堅強。所以我們聯署、一人一相、簽postcard去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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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postcard聲援維權律師行動

張大狀又指黨的監控力度沒有停止。即使是高志晟,陳光誠等這些維權鬥士,現時整天被人釘人監控。中共的「黨建」工作延伸到法律事務所,派出黨委監管律師、滲透到法律工作的肌理之中。當中苦苦堅持的包括代表劉曉波的莫少平律師 。「13億的中國人中有27萬律師,27萬之中大概有500人參與維權工作,這些人權工作者可謂少而不均。打壓之後,律師或會消沉一會,不過律師或會退一小步,再進一大步爭取下去。」

至於大家現在可做什麼?阿Kit有感建立論述的需要,為民間社會抗爭及權力制衡兩方面再加支援。張大狀則勉勵說:「法學界不能等待時機來臨,先致準備。我們要在時代最幸福的時候建立我們的儲備。我們要讓其他人學習法律及建立理論。」「追求公義是與生俱來,我們對不公義與對溫飽的追求是一樣的。只是律師比較多機會遇到弱勢求助,要面對公權力,要站在崗位,要實踐他們接受教育時的價值觀。現時內地實踐者知道要受苦的,要冒險的,而打壓他們的當權者必要受歷史審判!」

註:中大學生會會長王澄烽因病缺席。

註釋:

[1] 網上資料詳細描述如下:「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學博士俞江(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騰彪(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許志永(北京郵電大學文法學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認為收容遣送辦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與中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相抵觸,應予以撤銷。 2003年5月23日,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學家以中國公民的名義,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

[2] 前身為陽光憲政。創辦人許志永後成立民間智庫公盟。政府以瞞稅為由結束了公盟

[3] 反歧視中心,多用公益訴訟,主要為倡議及策劃乙型肝炎反歧視及女權議題,五位女權人士本來也為益仁平的義工。但因近期五位女權份子的事件,中心被搜查、負責人於流亡狀態

[4] 所謂「七不講」,便是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和公民社會。

[5] 網民去了慶安支援家人被抓,兩名律師去了支援那網民又被抓,三名律師又去了支援那兩名律師又被抓,更多律師及網民又去了,向他們施壓,令那7人都被放了。期後,一眾學者及律師寫了聯署予人大。全國有27萬律師,只要捉次就捉了。鋒銳律師事務所就是專收維權律師,王宇、周世鋒、及吳鑑等人都是來自鋒銳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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