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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爭取性別平等,更要爭取階級平等

要爭取性別平等,更要爭取階級平等

文/鍾雪萍(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

幾年前,我所在學校的「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 Program) 項目,在糾結了好多年以後,終於還是加入潮流,將自己改稱為「婦女、性別、性存在研究」(Program of Women's,Gender,and Sexuality Studies)。
一位反對這個新名稱的同事則問道:婦女(women)哪兒去了?作為具有各種複雜的社會存在的婦女,還真會被關注嗎?在新殖民主義與全球化同步的當今世界,難道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婦女面對問題都只是所謂性別、性存在(或譯,性傾向)問題嗎?
不是我那位同事不懂得女性主義理論在美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是她不通曉其中的「理論」,更不是她不接受「性別是被建構出來的」這一基本認識,而是質疑女性主義理論越來越「去政治經濟「(根本意義上「去政治」)的文化主義傾向。
確實,重新「正名」後,看似擴展了內涵的「婦女+性別+性存在」的研究,實則往往被簡約為:女+性的研究。記得有位訪問學者,在高大上的哈佛大學聽了幾堂課後便認定:真的,「sexuality IS everything」/性存在就是一切。

簡單回顧一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1970年代以後逐步升級成為學院顯學的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受到了來自幾個方面的挑戰,主要包括少數族裔(美國非洲族裔)、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者(儘管成分複雜),和同性戀群體。
作為當時方興未艾的後現代理論和後殖民理論的一部分,這些挑戰頗為有力地改變了以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婦女研究。本身源自爭取婦女解放——走向社會、男女平等——的「第二波女性主義」(1960-1970年代),因其早期對女性的社會地位的關注,在當時比較容易接受來自少數種族/族裔和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的挑戰。婦女研究的內涵隨之擴展為「性別、種族/族裔、階級」,即,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必須認識到婦女本身有「性別、種族、和階級」的不同,以及交織於這些身份中的複雜的權力關係。由此,加上當時同時出現的「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女性主義理論作為新興的「跨學科」理論,成為後來被統稱為(後現代)「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國內學界比較熟悉的傑姆遜教授認為,儘管後現代理論最終多少走火入魔,失去其可能的「批判性」,或者說批判性非常有限,最終甚至淪落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小罵大幫忙,但其中女性主義理論那一部分,對批評理論「批判性」的貢獻是很重要的。
問題是,傑​​姆遜教授稍微過於樂觀了點。他所指的女性主義理論,一方面受上面提到的一些非西方流派的衝擊,另一方面又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特徵,強調個體解放和性自由。其理論的發展和傳播確​​實在打破傳統學術領域的格局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儘管今天看來,這些格局並未在根本上被打破)。但同時,「西方女性主義」並未能真正超越以文化主義為主要特徵的「後現代」理論的局限,很快成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局限之一就是「階級」這個範疇其實從一開始就是被架空的。也正因如此,隨著西方所謂「第三波女性主義」(受後現代影響,強調「多元」、個體身份認同等)的出現及其影響的上升,「婦女研究」不但更多地被改稱為「性別研究」;「性別、種族/族裔、階級」更是逐漸向「性別、種族/族裔、性傾向」轉移。
如果要問:階級去哪兒了?回答可以是多重的,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哪兒也沒去,一直都在;只是去政治經濟範疇的女性主義理論無法言說(亦或無意真正言說)階級,至少無法運用討論種族、族裔、性傾向等問題時使用的色彩分明的概念、範疇、和觀點,對其加以言說。在美國,又由於種族往往是社會各類問題的一大癥結,儘管種族問題裡歷來同時參雜著階級問題,有時同時就是階級問題,但被主流文化和主流話語所接受的種族話語往往不斷掩蓋和模糊各種階級問題。
婦女當然分種族、族裔、性傾向,但同時更是存在於生產關係和各種其它社會關係之中。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確實不完全等同於「性別關係」,但反之亦然。
單舉一例。在美國,媒體時不時會提到男女工資不平等的問題:迄今為止,與男性同工的女性,前者和後者的工資平均比例仍然是1比0.77。問題是,怎麼沒有廣大婦女(也沒有女性主義者領導她們)因此而走上街頭,進行抗議?這,就得提階級了:婦女之間收入的不平等,恐怕比同類男女之間的不平等要大得多的多!再者,階級不平等,也導致中上層女性的收入遠遠高出中低層和低下層男性的收入;如何解釋​​這類倒掛的「性別不平等」?面對這種更為根本的、結構性的不平等,誰才是「性別平等」的主體,並可能把「婦女」組織起來,不但爭取性別平等,更是爭取階級平等?至少到目前為止,很難看出以西方女性主義為主導的婦女+性別+性存在的研究有這方面的潛能。
五一勞動節已經過去了。跟「三八婦女節」一樣,兩者都是男女勞動者爭取權益和鬥爭留給後人的紀念。真正打通兩者之間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恐怕才是爭取婦女/勞動者全面解放的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