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開放了誰的子宮，關閉了誰的未來？
文／甄鑒
破土編者按：近日，全面開放二胎引發全民熱議。婦女的生育自主權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二胎政策被認為是國家將女人的子宮退給了父權家庭，而婦女由於「生兩個」而需要面臨更沉重的母職勞動與職場性別歧視。甄鑒在本文中指出，這樣的分析實際上遮蔽了階級和城鄉的問題。開放二胎是一種化解城市中產階級生育危機的父權解決方案。這場生育危機實際上植根於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階級與城鄉關係失衡導致的社會焦慮。儘管城市中產階級婦女受到來自家庭和職場的雙重壓迫，但透過家務勞動的市場化，這些婦女能夠把母職外包出去，「生二胎」代價便被轉嫁到都市基層婦女和農村婦女身上。
近日，「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一出臺，即刻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許多女權主義者擔憂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可能將女性推入一個更窘迫與糟糕的境遇——因生育帶來就業歧視、成倍疊加的無酬家務勞動、以及性別歧視的加劇——最終，女性生育權依舊被玩弄於國家—家庭父權的股掌之間，無法實現自主。本文希望能嘗試從另一個角度開啟對這項政策的檢視。這一打著「解決人口老齡化」旗號而出臺的「全面開放二孩」政策的實質不過是——借助一套針對城市中產階級生育危機的父權解決方案來化解當下社會階級與城鄉關係失衡導致的社會焦慮。尤其在這項政策剛出臺的此時，我們是否可以將目光不單一聚焦在那些直接受到該政策影響的女性身上，而嘗試將其置之於一個更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場域中檢視並討論該政策可能導致的更長遠的影響。
新華社的寥寥幾句「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僅從字面上看，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似乎只是一個全國性的政策，並無涉及城鄉、階級差異。然而，簡要回溯中國實施三十多年「一孩政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儘管從1979-1984年間有過短暫的城鄉共同實施「一孩政策」的時期，但隨著政策調整，各省陸續實施「雙獨二孩」政策，並且大多省份針對滿足一定條件的農村家庭實行只有一個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政策（也稱「一孩半」政策）。在這三十年間，大多農村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在政策層面，或至少在實踐層面上，還是有機會實現二孩或是多孩的養育。伴隨著一套「優生優育」國家話語，「一孩政策」最主要的實施對象是城鎮居民。尤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單位制」對大多城鎮居民的生活還產生著巨大影響，城鎮育齡夫妻一旦違反計劃生育規定將面臨徹底失去工作難以生存的風險。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得以進一步加深和確立以及逐步瓦解的「單位制」，加之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城市裡出現了不受單位限制的新富階級，他們只需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養育二孩甚至多孩變得完全可以操作與實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張藝謀繳納748多萬計畫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的事件。
城市婦女，亟待被開放的子宮
如果對於農村居民與城市權貴/新富階級而言，即使在原有政策之下，養育二孩或多孩本就是個可以操作為現實的情況，其實，無論是2013年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還是近期「全面二孩」政策，其最主要的目標群體直指的是這片生育低窪地帶——那些正處在育齡年齡的城市中產階級。這些城市中產階級主要的構成便是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由城市家庭一孩制推行被稱之為被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六個人一起寵壞的「小皇帝」、「小公主」；同時，也包括那些農村長大通過求學就業獲得城市身份和1979年一孩政策實施前出生城市非獨生子女群體。一方面，三十年過去，這一代「一孩政策」下出生的「小皇帝」、「小公主」們逐漸進入育齡階段，一種關於「獨生子女苦」的說法又開始散播開來。這套說法旨在批判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中國的老齡化進程，並且將本該國家與社會承擔老齡化的代價轉嫁給家庭。而獨生子女一代被視作為這一代價主要且壓力最大的買單者，最典型的抱怨莫過於「一對夫妻贍養四位老人」的說法。另一方面，因為他們選擇晚婚甚至不婚或是進入婚姻狀態選擇丁克或是只生一個孩子，這一代獨生子女也飽受指責。當今社會對於城市大齡「剩女」的汙名與貶低就是最好的例證。於是，在老齡化問題與城市中產生育危機夾逼下，一個雙面討好的「全面二孩」政策應運而生。而這項針對城市中產階級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意味著國家將繼續利用「生育」這一手段來規劃並實施著有關這個國家未來人口的想像，這個想像兼具拒絕與接納的雙重意味。明面上強調全體國民對於老齡化社會一致抵抗，顯然，老齡化意味著垂暮，沒有未來；而暗地裡湧動的則是國家試圖將新生代人口控制在合適的階級與城鄉比例之內，而這個「完美」比例的實現亟需動員的是低生育率城市中產階級。而這種生育召喚最有效的動員之一便是他們的孩子將不再重蹈他們這代沉重贍養壓力的覆轍：多生一個，子女贍養老人的壓力就減輕了一半。
毫無疑問，這套關於人口未來的設計充斥著父權，它繼續控制了女性這一社會主要生育者群體的生育權。當社會需要控制人口保持經濟增長時，無數女性的輸卵管被強制要求緊緊結紮，無數女嬰面臨被拋棄甚至謀殺；而當社會需要大量新生人口抵抗老齡化問題時，女性們則被要求開放她們的子宮，義務為小至家庭大到國家生育更多的後代。放眼望去，當下黃金檔時段時常充斥的各種家庭倫理劇，無論衝突種種，最後不都是以剩女嫁人，丁克生子，夫妻團圓，代際矛盾化解這類大團圓微笑結劇。女性犧牲自我事業、身體以成就家庭的重要橋段無不都在愛或是所謂幸福美滿的物質生活的包裝下合理地被遮蓋或消解了。
但是我更加擔憂的是，「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不僅僅是對於女性生育自主權的持續規制或者是城市女性在職場（公領域）遭遇的歧視與不公，而更在於隨著「二孩政策」的持續推行，社會階級固化可能進一步嚴重，進而導致社會資源配置處於更不均勻的狀態。因此，「全面二胎」政策開放的可能是城市女性的子宮，帶來的是家務、照料勞動私有化程度的加劇，而最終付出更大代價卻是農村或是城市基層居民及其她/他們的下一代，而她/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極可能被理所當然地不可見。
可能被二胎政策犧牲掉的基層婦女
較之農村居民或是城市權貴/新富階級的同輩，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成長起來的城市中產階級們面對是否選擇生二孩這一問題上顯得猶豫不決、甚至果斷拒絕。新自由主義理性早已讓她/他們學會了精準計算如何實現自己以及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一旦增加一個孩子，自身家庭所帶來的成本增加是否在自己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是否會對當下享有的生活條件造成負面影響，是她/他們對實施該決定的重要考慮。更不要說，那套「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育兒說法，早已讓城市中產階級們在是否選擇生二胎問題上「自覺」形成了一種自我規訓與自我審查：隨意生育就是對下一代的不負責任。而「全面二孩」政策旨在鞭策城市中產階級快速進入社會再生產領域。畢竟城市權貴/新富階級仍屬社會少數，城市中產階級才是真正能為國家培養出數量龐大具有「素質」和「競爭力」的下一代勞動者的中堅力量。而這般關乎國家未來的大事，那些視為「低素質」的城市基層居民與農村人顯然不被視為可依靠的對象，即使二胎實踐早對他們敞開。
實際上，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大可不必太為二胎之後是外出工作還是回家恪守母職這事過於勞心費神，因為新自由主義父權國家或許早就為城市中產階級女性預備好相對自由進退兩可的方案。香港與臺灣早已在相關政策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成功表率」——利用跨國勞工外包，大量來自東南亞女性來到香港和臺灣替代本地中產階級女性從事家務、照料勞動，而本地中產階級女性得以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進入工作領域。在這個情況下，女人可以仰賴被剝奪公民身份與權利的外籍勞工，來幫助她們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經濟權與工作權）。儘管，引進外勞或許對於當下中國而言並非一個合適的政策，但是別忘記了，我們還有基數龐大的農村人口。我們也不難預料，不久的將來，城市中產女性逐漸更多的倚仗那些處在經濟與文化邊緣地位的，或者更準確些說，「低素質」的農村女性或是城市基層女性來滿足她們的工作機會，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工作機會對於城市中產階級女性而言確實十分必要，她們絕不是單純的受益者，她們也是資本主義父權體系下的受壓迫群體。
在生育自由的話語之下，一旦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可以破除自身家務、照料勞動的迷局，某種程度而言，她似乎便可以部分享受生育自由以及進入公領域。而這樣的設想往往遮蔽了階級與城鄉問題，女性被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而真正被納入考慮與關注的只是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因此，針對「全面二孩」政策的討論不能局限於城市中產階級婦女面臨的性別壓迫，也不能停留在家庭場域，例如那些呼籲給男性放產假或育兒假的政策，而應該置於更大的社會經濟政治場域去考察它所帶來的長遠影響。一旦城市中產階級實現普遍二胎，中產階級女性難以平衡家務勞動與社會勞動時，家務、照料勞動的私有化與商品化不可避免，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或是城市基層女性服務於城市中產家庭，那麼她們自身的母職又該如何轉移？相比於那些城市中產階級不輸在起跑線上下一代，城市基層與農村居民的下一代面臨是缺失不僅是父母養育，還面臨著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她/他們的未來會是何種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