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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緯綸:超越區議會代議政治的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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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緯綸:超越區議會代議政治的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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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潦:香港電台

區議會選舉將至,各區候選人正密鑼緊鼓落區宣傳,請求社區內的居民投以信任一票。相信亦有一些選民,開始留意各個候選人的言行舉止和宣傳單張,務求找到自己心儀的候選人。

然而,可以預期卻令人不自在的是,選舉結束後社區便會迅速回復寧靜,當選區議員便會成為地區事務的代理人,在地區議會內替市民出聲、代表市民決定地區資源的分配;市民在投票後亦只能自求多福,希望當選議員能夠真正為民請命。問題是這種代理人的代議政治,經常會出現期望落差;而代議政治一直為人垢病為阻礙公民社會的發展,不利公民參與,並不民主。本文以過去一屆深水埗區議會為例,嘗試指出區議會代議政治所帶來的具體問題,之後嘗試拋磚引玉,在目前的區議會制度下提出一些促進公民參與的辦法。

沒有社區願景的區議會

翻查深水埗區議會2012-2015年的會議紀錄及文件,根本看不到整個區議會希望為深水埗區帶來怎樣的轉變,要銳意將深水埗發展成一個怎樣的社區。以貧窮問題為例,眾所週知深水埗是香港最貧窮的地區,而區議會一直缺乏處理貧窮的地區策略,只依靠不同的社福機構進行一些零散計劃。

而區議會絕大部份的資源,都是用作社區的小修小補工作;每年大量的撥款用作更換公共花槽花卉、興建避雨亭、舉辦聯誼、旅行和嘉年華等活動。這些撥款或許都有市民受惠,但卻欠一個完整的圖像,對社區發展缺乏方向,無法在地區提出新發展的可能性,以滿足地區居民的需要。區議會的選區範圍小,令區議員的視野只專注在小社區的需要,實難有社區願景;而區議會又沒有作地區研究和需要評估,運用資源便只能是東併西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

漠視社區的多元需要

區議會這種缺乏願景、缺乏社區需要評估的運作方式,往往脫離多元的社區需要。區議員為了顯示自己的政績,資源的分配和立場也會偏向保守,設法滿足大眾的需要,資源分配不公令弱勢社群面對更大的困境,更容易造成大多數人的暴政,無法調解疏導社區矛盾。最明顯的例子是,深水埗區議會四年內不停地要求政府部門作「清理露宿者行動」、處理「二手電器回收活動所衍生的阻街及環境滋擾問題」,令區內露宿者、南亞裔和基層人士的生活和生計受影響。這種短視而粗暴處理社區「問題」的手法,一方面正是不理解不同社群需要的結果,而另一方面更是成效不彰,反而製造更大的社區矛盾。

民主機制本來是一個解決社會紛爭和矛盾的制度,理想的民主制度應是促進商討,期望透過商討達至共識;民主制度也不應只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要在溝通共識下尊重少數。
可惜的是,現時區議會代議政治一直只是嘗試以最簡單的方法將社區問題和矛盾隱藏,區議會亦一直未有促進社區商討去解決爭議和矛盾,忽略區內小眾的需要,更以「以眾凌寡」的方法欺壓弱勢群體,這難道就是民主嗎?

形式化的社區參與

市民要參與區議會事務也不是一件易事。

區議會的運作不透明,也不鼓勵市民參與,其「社區參與計劃」所謂的「參與」,只是參加活動的層次,鼓勵市民參與表達意見,促進社區商討的項目可說是絕無僅有。

「地區設施委員會」2012-2013 年向民政事務處撥款六萬元,以登報及製作橫額宣傳委員會的工作,撥款舉辦一次分享會了解居民對地區設施的意見。相較於每年約三千萬的撥款及過百項的活動,六萬元的撥款、一次分享會比例極少,個別政府部門更未有任何項目或措施促進居民表達意見,更遑論讓市民參與商討或地區決策。

由此觀之,現時區議會的運作不利公民社會的發展,對處理社區問題充滿局限,也難以回應社區多元的需要和矛盾。因此,香港實需要尋求一種超越選舉或代議的民主參與方式,這樣才可以讓市民成為社區真正的主體。區議會應該投入資源進行社區需要評估,透過「落區」、社區研究和民意調查,聆聽了解社區內不同社群的需要。

此外,區議會亦應更加透明和開放,應設立更多的渠道讓市民能夠了解區議會的工作,並且直接參與社區事務的討論和商討:區議會可多舉辦公聽會,讓市民或團體參與區議會會議,直接與地區官員溝通對話。當遇到社區矛盾時,區議會更應促進不同群體的溝通和互相了解,尋求社區共識;雖然共識並非可簡單達至,但過程實是要拉近彼此的距離,實事求事地共同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各個區議員亦應放下代議人的角色,積極促進市民的參與;而普羅大眾也要學習由選民成為公民,多行一步參與和了解自己的社區。

作者為「香港公民」執委

文章原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5年11月9日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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