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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與盧荻先生商榷

潘毅: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與盧荻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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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與盧荻先生商榷
文/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三十餘年了,世界範圍內的新自由主義走過高峰,已經到達強弩之末,在這個過程,吊詭的是,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儼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對新自由主義做出莫大的貢獻。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呢?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經濟學家,比如盧荻先生看起來不太弄得清楚。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就是三十多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出現了一個大轉折,一方面把原有的社會主義國企改制,改變企業產權結構,九千萬工人下崗,在崗職工福利保障遭到削減,除了一部分的管理和核心工人外,大量的派遣工出現,國企不管是壯大還是合併,今天,它們的勞動關係都屬於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關係;另一方面政府鼓勵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縱容其靈活、甚至是非法的用工形式。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和集體經濟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及至2008年這一比例僅為30%左右;2012年這一數值僅為約20%。2014年,國有企業的資產總計為6.70萬億,而私營企業為21.31萬億,港澳臺及外商投資企業為19.75萬億元,從企業數量來看,2014年, 全國有超過1千萬的企業,其中,國有控股的企業有26.33 萬,集體控股企業24.82萬,而私人控股有902.77萬,港澳臺商控股企業9.87萬,外商控股9.78萬。如果從就業人數來看,2014年全國國企為6312萬,而在私營企業為9857萬,還有2955萬人在港臺商、外商企業中就業。由此看來,無論從工業產值比重、資產總計、企業數量、用工人數上,國有企業都無法與私營、港澳臺商及外商企業相抗衡。在這整個資料中,我們看不到盧教授所說的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更看不到工人權益的提升。

這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方案,由國家開啟,資本市場在中國欣欣向榮,使得整個利益集團實力龐大,中國社會重新市場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的職能出現了本質上的改變——從「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成為「為人民幣服務」的企業家。由於國家本身就是企業主,一切的政策考量、行為模式和社會治理,採用的都是市場邏輯,以資本發展主義(不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為上。而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

世界工廠危機=新自由主義危機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出現,打造了一個世界工廠,它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沒有國家的帶動,全球資本如何快速進入中國,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全國各地的農民如何快速湧到沿海地區的工廠中,成為主要勞動力。龐大的富士康帝國,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世界工廠快速發展,必然積累大量矛盾。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世界工廠的危機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一種體現。新自由主義發展伴隨的是資本極速擴張,生產力大量過剩,工業資本內部的惡性競爭——這種競爭包含著國外和國內的,國內的包括不同區域和不同階段——帶來了嚴重的矛盾,也導致利潤率的下降。

在電商的時代,資本的惡性競爭達到了難以想像的程度。作為新的壟斷資本,底下卻充斥著千千萬萬個夢想「成功」的小企業家:中國打工者會幻想自己當老闆,辛苦通過十年的打工累積,加上朋友籌資,開個小工廠,擠到訂單,憑藉價格戰來相互撕逼。他們壯大了這個行業,同時又知道隨時被拋出的命運。小的資本由於電商的出現,成功欲和消費欲雙雙膨脹,在一片狂熱之中,大家紛紛去參與一個擺明是會被淘汰的遊戲。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賣家倒下,又有許許多多新的小老闆出現。他們的死與生,對於大的壟斷商來說,根本就不是個事兒。所以,雖然充滿了創業成功或失敗的歡笑或眼淚,在這個過程中,資本運轉,泰然無常,大資本坐收其利,不過是拆東牆補西牆而已,拆了再補,GDP可就進了「新常態」。

資本家的乳酪被誰動了?

因而,世界工廠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比如,作為暴發戶的富士康,2014年已經挺進世界500強的前30了,這是個奇跡,卻也是世界工廠的華麗尾聲——任憑成功學書籍裡再怎麼炫耀,被富士康壟斷和擠壓的市場,又有多少空間容忍第二個富士康的出現呢?

如今,在這片競爭浪潮中,產能過剩、利潤率降低,工業資本的暴利年代已經過去,大資本賺錢越來越少。在這樣情勢中,資本家的乳酪被誰動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主導著輿論聲音,天天叫囂著危機的到來,卻不願反思這個新自由主義時代,反過來指著工人說:你們的工資太高了——現在中國工人的薪資提高了,依據經生產力調整後的工資水準,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已經喪失!這點上,新華社、澎湃新聞等主流媒體具有報導,似乎成了大家的普遍認識。

這個說法合不合理呢?我們可以先來計算一下,以國家統計局去年公佈的《2014農民工檢測報告》顯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月從業時間平均為25.3天,日從業時間平均為8.8個小時,那麼農民工每小時平均收入應為12.86元,折約2美元,遠低於媒體所指的工資。以目前的匯率來算,12.47美元約合人民幣81.05元,一個月下來就是18,045元。這簡直就是高管工資呀!
同時,根據2014沃納國際勞動成本的報告(以紡織業勞工為對象),美國工人每小時收入是17.71美元,中國的是2.65美元,也可看出工人收入的真實水準。媒體為何會配合資本,做出如此不專業、無常識的報導?不得而知。

世界工廠的危情時刻

今天中國大部分行業所面臨的利潤率下降問題,基本上是由惡性競爭所導致,而不是工人工資的問題。但是企業家天天在叫囂,呐喊利潤率下降、成本上升,但是他們指馬為鹿,把成本上升主要指向勞動力成本上升。如今,世界工廠的危機已經有跡象,但不是因為勞動力成本的問題——會哭的小孩有奶喝。中國的勞動者,尤其是中國的農民工,連當小孩的資格都沒有。就算當了小孩,哭出來的聲音也沒人聽,反而成了資本轉移經濟危機的代罪羔羊。

世界工廠當下面臨的危機是什麼?如果從工業產值總量來看,2008年的接近13萬億,年年攀升,到了2014年已近23萬億,同時出口總額從2009年起也逐年遞增,從8.2萬億到了2014年的14萬億。而製造業企業家們最關注的利潤總額情況來看,2014年的利潤總額是2008年的三倍,然而2015年卻迎來了第一個冬天,發展放緩。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

從電子行業和制衣行業來看,情況也類似, 如圖表所示。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

從就業人數來講,目前是看不到就業危機。從總量來看,2008年到2013年的就業人口持續上升,2013到2014年減少十來萬。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5)

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已經消失」的聲音卻越來越大,同時,與工人的期待相左,工資難得提升。於是近幾年來,勞動關係問題衝突不斷。官方資料顯示,從2008年到2013年,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一直高達從每年60萬以上,當事人數達80萬甚至更多,案件主要涉及工資支付、保險繳納、非法解雇、賠償金過低。另外,根據我們的田野觀察,工人集體抗議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長,在平均規模、社會範圍、組織程度上也有所提高。這一趨勢從世紀初一直延續至今。

勞資之間的貼身肉搏

作為改革的排頭兵,東南沿海地區是製造業資本最為集中的地區,也醞釀著最多的勞資矛盾。而如今這一地區的抗爭,大多為關廠、搬廠等抗爭。因為深圳等沿海的最低工資標準比中西部地區高,許許多多的薄利製造業工廠開始向西遷移。但搬廠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年輕的工人,不滿意於工資下降到同家鄉工資一樣的水準;而年齡較大的工人,更多的是爭取補繳城市社保,因為農村的土地已經流轉,根本回不去了。

工廠搬遷實際上是對新自由主義危機的轉嫁,把製造業的危機轉嫁到了其他地區,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發展的矛盾也集中爆發出來。這種矛盾包括城鄉之間、地域之間的橫向矛盾,也包括所謂「升級」的產業和「落後」產業不平衡所爆發的縱向矛盾——例如一些地區如東莞,地方政府不惜重金資助企業開發機器人,寧願大批工人找不到工作也不願提高最低工資,以此來促進高新產業的發展,如此的產業升級卻愈發加深了工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在這個時候,有媒體跳出來說,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太高;又有一些經濟學者來理論,說中國還有較強大的國有資本,還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形態,都是對工人命運的不負責任。是否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形態,並不僅僅由資本性質所決定。更多的要看地方或企業的發展,到底是以什麼為導向,是以經濟效益、企業家利潤的提升為核心,還是要保障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要對工人有最起碼的生活保障,那又如何解釋對「工人工資太高」的表述的縱容,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對資本西遷的歡欣鼓舞,如何看待勞資矛盾爆發的時候地方政府對資本的維護。

看來,如何抵抗新自由主義?打破資本壟斷和媒體壟斷依靠還是工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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