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後在香港政壇一石激起千重浪，來自五湖四海的新臉孔走上選舉戰場，而且頻頻報捷。鄭達鴻和楊雪盈都對社會看不過眼，決定走進議會中，還在建制派地盤打出缺口。他們的從政風格有別，但同樣要將公民意識傳播到社區中，聆聽他們的一席對話，也是前瞻下一代的政治局面。
鄭：雨傘運動已烙印在我們這一代的回憶中，推動民主不可能一次成功，而是要連結很多市民，還要配合地區工作，把你的理念傳給人，讓他們知道雨傘運動已經令一些人覺醒了。
楊：我當時參與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就是將歷史保留下來。我覺得雨傘運動是一份禮物，為香港帶來巨大的公民覺醒，令原本政治冷感的人關心社會。而之後很多年輕人參選是實踐公民參與，覺得我要在這個社會有say。
鄭：我在2003年初次上街，已經覺得香港需要改變；到我畢業後，覺得為甚麼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能夠容忍80多歲的婆婆執紙皮，最後我在2012年尾加入公民黨。
楊：我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很體會功能組別的不公平，我在2012年幫周俊輝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最後周敗於馬逢國)。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我看著電視哭起來，對我是很大的衝擊。這個議會無法再給我信心，我覺得自己要做些大事。
（這天雪盈病了，聲音沙啞，跟阿達談起社會的不公，自然提起初一的旺角衝突。阿達說那晚媽媽看著電視哭了，問怎麼香港的年輕人會被社會迫到掟磚。雪盈說旺角衝突帶來的傷心感覺，至今仍縈繞不散。）
鄭：我一直想明明只是篤魚蛋這麼簡單的事，幹麼要迫到人家掟磚。那種無力感喚起雨傘運動時衝龍和道的一刻，我當時想在亂世時可以做甚麼？怎樣幫他們 ？但我至今沒有答案，那種無力感好大。
楊：因為這幾年有太多荒謬的事，像銅鑼灣書店、梁特首、高鐵，大家好像翻舊賬，翻出一張比幾卷廁紙更長的賬單，都是香港市民從未處理的憤怒。雨傘運動後，很多人未找到改變社會的著力點，覺得情緒要這樣抒發最好，我是很同情的。
鄭：當警察擁有無上權力，他向你攻擊後，你卻難以循法律途徑追究，這些市民都會記在心裡，然後積壓到初一晚便爆發了。我覺得勇武派或本土派在社會上應有空間，但到底一個沒有底線的抗爭會帶來甚麼影響？有人會說我這種人便是和理非非，但我懷疑年輕人是否一定要贊成衝突，畢竟我不想任何人受傷。
楊：我對沒有底線的抗爭也覺得不安，那一派的人說議會已經無效，只能動員人們武裝抗爭，但我實在無法舉起磚頭去當衝鋒隊，我根本不是那種人。我要做其他角色便沒有意義嗎？我可以肯定、肯定、肯定地說不是，最理想的狀態是人人各司其職，而不是由你告訴我只能怎麼做，我不喜歡這種消音現象。
鄭：其實勇武派要想想泛民主派爭取民主多年，也付出了很多；但泛民主派也要想勇武派很多人，即使不是全部，是寧願揹上前途盡失的風險去喚醒市民，也有宏大的理想，但這種互相尊重在亂世之中愈來愈少。
（反對派本身已有和平與激進的分野，一般人難以拿捏自處之道； 但在區議會還有泛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分別，尤其兩人身處的區議會屬建制派堡壘，如此身入虎穴不是更難適應嗎？）
楊：我還在觀察中，但我盡量不去把其他區議員標籤。認識一個人要全套的，他怎樣看不同的議題，即使政治取態跟我相差很遠，但可能仍有合作空間，例如寵物公園在灣仔區議會還是可以討論的。
鄭：但我在東區區議會卻有點劍拔弩張，雖然建制派很多山頭，但在很多議題上還是會自動歸邊，有時我要發言又給委員會的主席阻止，有很多無力感。
鄭：我作為年輕從政者，覺得有責任跟更多市民解釋民主，即使他們明明是藍絲帶的。要讓市民更理解這個社會，尊重民意，才能形成一個強勁的陣營，去對抗梁振英或高壓的政府。
楊：我正在努力讓市民發掘自己的角色，有時他們因為業主立案法團的問題向我求助，我便引導他們落手落腳管理自己的大廈，讓他們知道自己是社區的一分子，應該建設自己的社區。
（這天兩位年輕區議員前來，甫坐下就在討論交通議題。離開之時，雪盈跟阿達提起自己在區內籌備的另一個項目，邀請阿達一起參與。他們未必會勇武抗爭，但堅持在自己的崗位宣揚自己的理念，其實這才是民主社會的精髓。）
鄭達鴻
公民黨青年公民主席
80後，公民黨青年公民主席，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擊敗自由黨地盤的東區丹拿選區，被網民封為「男神」。
楊雪盈
灣仔大坑區議員
80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以獨立身份在灣仔大坑擊敗新民黨新星，外界視她為美女傘兵，但她堅持自己只是獨立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