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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沈旭暉離開香港 看香港面對的「中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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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沈旭暉離開香港 看香港面對的「中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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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明報》專訪稱,香港內部有北京「虛權實化」問題,香港最少誰未來十年不需要他,準備離開香港發展。

文章提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來了香港25年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自然自己最受不了這態度。

他表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

文章又提及,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這說法與倪匡在衛斯理小說《追龍》相同。

他的看法,其實不只是學界的情況,更是全香港都面臨的一種壓力,暫稱之為「中國壓力」。

「中國壓力」是思想衝突 不是實體關係

「中國壓力」並不是源於實體中港關係。固然,香港經濟上、政治上與中國緊密聯繫,但只要守着一國兩制之中,除了外交與國防之外,香港全權掌控內部事務,並且永遠持續下去的話,則會中港雙贏,不會有人提出港獨。近年香港人對中國越來越反感,就是因為中國各方面都不守協定。

不守協定是表象,背後的意志才是令港人沮喪、損害中港關係、扼殺香港發展的重要原因。

正如沈旭暉所舉例子,不少中國人從心裡看不起香港,認為中國比香港好,香港只是一個給他們賺錢的地方。他們只會從自己及中國出發,香港的所有事物除了都是讓他們賺錢,就是為國家服務。他們無視香港的獨立性,鄙視香港的獨特性。

「中國至上」心態 是衝突來源

背後的心態,就是「主權至上」、「中國至上」、「整體至上」,凡事都從整個國家出發,凡是中國就是好的,是思想上的「強幹弱枝」。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佔領運動期間,有中國來香港的人,慨嘆中國失去了一位學者。這是一種單一的、封閉的思考模式,當人陷入這種模式時,所有事情都從這方面去想,往往看到國家層面而忽略了地方層面、個人層面。

這種心態深入中國不少人心中,是民族主義教育的一部份,因此當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時,就以既定的說法罵不理中日關係,軍國主義復辟,但不會看到其實很多政客的祖先都安放在靖國神社。西藏人自焚、反抗,就很直接說出口「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分裂國家」,卻不知道西藏是清朝軍事佔領的地方。又不說毛澤東與達賴喇嘛是朋友,曾經承諾達賴解放西藏後讓藏人自治,之後卻反口。

「中國至上」的思想套用到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對香港很不利。以學術來說,學術研究的目的是中立的,國家、民族等是現象,是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研究要為某一個國家服務。舉例來說,亨廷頓提出了「明文衝突論」,只是從「世界有各種文明,交流越來越緊密,就必定會產生矛盾」做論點,再推論往後的世界會怎樣。雖然他最初在《外交季刊》發表這一想法,但整個構想並不是為美國外交而設。但當你研究之初就要訂立「研究要為中國服務」,這種學術研究從立論開始就不客觀。若亨廷頓以這種思維發表文明衝突論,就會演變成「美國在全球文明衝突之中如何突圍而出」,就不是一個持平而影響廣泛的學說,而只是一個外交手段建議。

這種心態的人,更嚴重的問題是永不覺得是自己出錯。若事情有問題,一定是其他人的問題,是外來干預影響。這種先有立場再反推論,或先有立場而缺乏論據的思想,不是正確對待學術或其他事物的態度。

更嚴重的是中國人着重「有用」,若研究不為中國所用,就是「沒有用的研究」,在這個「學術產業化」的年代,將會得到越來越少的支持。

外來人及文化 不應與本地文化對抗

這種大中國心態,在實際生活時往往為周邊的人帶來不適。自古以來,當外來人進入一個地方,在文化、經濟上與原居民常有衝突。客家人的做法是自己聚居於環境較差的地方,不過份打擾佔有經濟條件較好的原居民地方,於是達到互相尊重的共存型態。

若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對抗,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本地是低等的,則無可避免爆發衝突。歐洲民族到美洲殖民時,就帶着這種心態,當地人是落後的,與歐洲文明相比不能算是文明,因此美洲是無主之地,殖民者可以隨便佔領,結果爆發流血衝突。

這種心態其實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變奏,與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其實相類似。若中國人不改變這種心態,中港矛盾只會越來越多。

「中國方法」抵觸國際常規 礙公平

「中國至上」是思想方式,而部份人基於「中國至上」思想在香港使用「中國方法」,亦中港矛盾激化的原因。

所謂中國方法,就是不按國際標準、不按地方慣例,將中國的一套套用在其他地方的行為。舉個例子,港交所在董事選舉補充通知函中,大篇幅介紹董事會推薦的候選人、LME成員阿博巴格瑞,而另一候選人錢志健則只有一個簡表。這是有違公平原則。港交所支持有倫敦金屬交易所(LMF)背景的人任董事,道理很容易理解,但信件的介紹手法就很有問題,會造成資訊不公的情況。作為選舉的主持方,實應該避免有這種偏頗。而更令人訝異的是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竟指出:「但不嬲佢個人作風都係咁。」

這是個人作風問題?李小加個人作風是這樣,就可以無視公平公正的原則?無視小股東資訊充足透明的基本要求?

而港交所不是單一個案,一些「中國方法」正慢慢在香港漫延。除了城管式強拆、城管式趕露宿者,沒有充足證據而拘捕、搜查、控告異見者也越趨常見。

而有很多香港人配合這種「中國至上」思維,自己實行「中國方法」,令香港更難獨立生存。明明是國際都會,旅遊業、零售業長期傾向中國,忽視全球其他地方旅客。傾銷式、單一旅遊、零售模式正是中國「一窩蜂」式消費、零售模式。到中國旅客減少了,才急急想起外國客和本地客。不去想以前一套是如何扭曲市場,不去想旅客結構已改變,只是諉過於反對聲音,缺乏仔細分析。

中國不單在香港事情上有這種心態與行為,在國際上亦有類似表現。例如強行以中國民國時代內部訂立、不符合國際法的「九段線」將南海歸於自己領土,當周邊國家要到國際法庭解決時,中國卻拒絕對法律解決爭端。

諸如此類,其實香港與世界各地,從生活、學術、經濟到國際關係,都面臨這種「中國壓力」。當中國及中國人不正視自己的問題,繼續用「中國至上」思考方式,在各地實行「中國做法」,必然會引起更多爭端,對方特別是站在最前線的香港,壓力必然會越來越大。

明報專訪沈旭暉文章: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424/s00005/1461434706912

港交所的報道: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60408/1956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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