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報導系列之五
前言
今年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古洞支援組、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兩個團體趕得及討論並派了工友／街坊參與採訪隊工作。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
雅欣（第七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澄（第七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諾（草媒行動2016媒體伙伴）
人大半生的時間，都在工作中度過。為勞工爭取合理待遇，實質也是捍衛我們作為人的尊嚴與自主。是次遊行，我們接觸了三位不同背景的人士， 包括：擁有租客的業主陳先生，家務助理娟姨，以及有兼職工作的全職大專生阿拔。來自不同的背景，卻站在同一條的遊行隊伍上，我們就不同的基層議題，收集了他們的看法。
工人不是奴隸 自主尊嚴生活
很多人認為工作必須服從上司指令，老闆說一不二。然而，娟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指出，勞工不是奴隸，付出的勞力應該獲得合理回報，工人也應該擁有尊嚴生活。她提倡「每天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生活八小時」主張，並贊成工作上工人應享有民主，工人的聲音需要接納，並不是老闆「有錢就大哂」。
要保障工人的權益，陳生認為，最重要的是工人需有集體談判權。現時香港的勞工沒有集體談判權，工人和僱主之間的權力相當不平衡。「要改善勞工福利，工人必須團結一致。」陳先生神情堅定地說。 他進一步解釋，激進和較温和的手法需並用，後者用以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工人需努力透過媒體，爭取更多人的認同。 阿拔則同意集體談判權為工人提供重要的議價能力，指出倘若工人有集體談判權，很多勞工議題都可以在僱主和僱員之間，通過談判得到解決，不必政府介入。
權利不分種族，同理對抗分化
除了本地人工人外，遊行中也少不了不同種族家務工的臉孔。對於不同種族家務工積極參與遊行，幾名受訪者都覺得這是好事情。阿拔說：「她們在這裡出現很正常！大家都是打工仔女，雇主與僱員的關係，跟我們屬于什麼種族沒有關係。」相反， 如果是因為他們的種族，而令她們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反而是很大的問題。本身當家務助理的娟姨似乎對她們工作面對的處境更加是身同感受，說「要我做十幾個鐘我都會很累」，所以她們的工時一定要有一個限制。不同種族家務工都是人，都需要休息。為什麼香港人有法定保障最低工資$32.5，但反而每天工作要十幾小時，甚至隨時候命的不同種族家務工只有現時每月$4210的最低工資呢？娟姨說：「她們都是人！都應該受到公平的待遇！」她表示知道有些家務工是要工作直到深夜，雇主睡了才能休息，受盡剝削。除了沒有充足的休息，說到家務工面對的境況時候，陳生也形容某部分的家務工「好淒涼」，聽過有雇主沒有提供足夠的膳食，致使家務工要向住在鄰家的同鄉求助，所以他對家務工面對的處境都深表同情，覺得她們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是好事，雖然遊行人數未必很多，但總算為自己發聲。「但外傭的議題始終在香港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阿拔有一些無奈地說。
讀者可能會發現，在上文我們以「不同種族家務工」稱呼來自不同地方的家庭傭工，可能心裡會有疑問，這是否在玩無謂的文字遊戲？為什麼我們不想用一般慣用的『外傭』來稱呼這班來自印尼、菲律賓的姐姐？我們認為，這強調外與內的說法，對於同樣地為這城市發展貢獻的勞動人民來說，已經作出了根本性的排拒。除了不同種族家務工以外，在香港現今熾熱的排外情緒下，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也是備受排斥的一群。我們往往必須先拋棄一些既定的成見，一些未經思索的標籤，重新當他們是一個人來認識 －－ 究竟我們身邊認識的新移民是怎樣的呢？
一概而論不公允 重新認識新移民
說到新移民，娟姨就笑說她對於新移民的看法也經過一個改變的過程。「我現在改變了看他們的眼光」娟姨說「我自己學會了分別，不會係又鬧，唔係又鬧。」問她身邊有沒有認識的新移民？和他們的相處如何？娟姨立刻對她來了香港剛滿七年的弟婦讚不絕口「她很開明，當然我也不是說其他內地人不開明啦，她刻苦耐勞，又要上班，也要照顧小朋友和丈夫。」至於為什麼社會上那麼多人會對於內地新移民有偏見？娟姨則說這是政府和主流媒體的渲染所致「他們經常把新移民塑造到像是來香港搶福利。」同樣有親戚是內地新移民的阿拔則援引數據指出，現時綜援申請個案最多是單身長者。看看統計數字，在2014年底，新來港定居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只佔綜援受助人總數5%(見註一) ，「綜援就是養新移民」、「新移民搶晒香港福利」的說法就自然不攻自破。「第二，」阿拔補充說「香港人也有騙取綜援啊」，說「新移民就是騙子」這種以偏概全的說法，實在是不盡不實，有欠公允。至於關於香港公屋輪候時間長，香港人無處棲身，又是否如某些主流論述所說，是「新移民霸公屋」？阿拔表示香港的住房問題，明顯就是源於政府供應不足，未能滿足在高樓價下龐大的住屋需求，導致市民上樓遙遙無期「政府有那麼多閒置用地，是否可以考慮發展公營房屋呢」』誠然，政府的供應不足，一般市民想有一個安樂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矛頭卻直指同樣處於弱勢的新移民。
發展不忘基層 安置市建有責
基層勞工付出汗水，一天的辛勞過後，總希望有一個安樂窩，能夠稍作休息。近年，政府透過市區重建局大舉「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的旗旘進行重建，然而安置居民的做法，往往令人失望。
「始終都要發展，但錢一定要用得其所!」 對於政府向市建局注資100億，市建局發展項目毋須補地價等做法，陳生不特別覺得反感。但他認為市建局應考慮按新樓市價賠償業主， 因為重建後，可把原先三十層高的樓宇， 重新興建成六十層高的大廈，始終
「有錢賺」。 同時，他認為市建局應致力協助居民原區安置， 「因為居民住了幾十年，很有感情!」 他續指出，居民生活習慣上，已完全適應了該區，要重新適應另一個區的生活也非易事。
「別人不知，當然會以為居民在搞事!」 娟姨替受重建影響的居民抱不平。她續指，政府向租戶發放的八萬元安置賠償完全不足夠。「當然不夠，市區租金這麼貴! 八萬元的賠償沒有用的! 很快便會用完! 現時市面上花幾千元租一個劏房，也只能睡在廁所上。」娟姨對於被迫遷的租戶，流露出同情。「其實這些因重建被迫遷的慘況，很多香港市民都知! 只是未發生在自己身上， 便懶去理會！不過我覺得，這些事早晚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論遊行的人有多少，我一樣會站出來！」 娟姨還勉勵我們不要灰心，要繼續為社會發聲爭取。
阿拔則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批評，指市政局是公營機構，但以私營的方式運作， 存在矛盾，令她氣結的是，政府（市建局）收了地， 並沒有兌現「改善居民生活環境」的承諾，反而大興豪宅，又沒有適當地安置居民。認為最理想的做法，是政府與遷戶在原區樓換樓， 因為居民已適應了在本來社區的生活方式 ，例如上學、上班等， 政府應盡量讓他們原區安置。
東北發展問題多多 促進就業純屬借口
談及近日社會都比較關注的新界東北發展的議題，娟姨和阿拔均表示反對發展商現時強行收地，甚至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真的必須發展新界東北？阿拔說：「何況現在我們已經有很多棕土，政府又不去發展這些土地，為何非剷平農地不可？」阿拔也提到政府的四萬呎（見註二）原址換地的措施，令發展東北的利益成為大地產商的囊中物，而失去農地，失去家園的代價則由紮根在那片土地多年的村民承受。說起收地，娟姨也表示不同意東北必須發展：「你本身也沒有問過村民，就強行收別人的地。」她認為即使要發展，也必須先好好安置村民和處理他們的生計問題。至於問阿拔對於東北發展計劃往往被政府塑造成為為本地建造業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的不二法門，她說：「其實本地的建造業已經人手不足， 製造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只是在騙人。」我們問娟姨，在2014年有立法會議員提出「有關工程應該優先聘請本地勞工，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才引入外地勞工」她對這些講法不敢苟同。「很多發展商都喜歡聘請外地勞工，但其實本地都有很多工人失業。」娟姨說：「政府是在搞分化。」其實，現時本地的勞工法例，已經有一項「補充勞工計劃」，為了確保本地勞工就業，政府規定雇主在申請輸入外地勞工之前，必須先在報章刊登招聘廣告，並在勞工處進行四星期的本地招聘，確定未能聘請本地工人後，申請才會轉介勞工顧問委員會審批，以決定僱主是否可以聘請外地工人。可是，如果雇主一心打算聘請外地工人，他大可以刁難本地求職者，造成在本地請不到人的假象以應付勞工處的要求。所以，政策要處理的應該是現行法例在執行上的漏洞，包括實際上外地勞工並沒有受到本地勞工同工同酬的待遇，增添雇主聘請外勞的誘因，以及法例上要規定要優先聘請本地勞工，實際上卻難以執行的問題，而不是一刀切禁止輸入外勞，或是宣揚「外勞搶本地人飯碗」的謬誤，造成「本勞 VS 外勞」的假對立局面。在幫助本地勞工就業、增加住屋供應的煙幕下，掩飾著地產商和政府明目張膽的利益輸送，卻要村民承受家園被拆毀，農夫的農田被糟蹋的代價，如何談得上公義？
註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專題文章：2004年至2014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2015年9月
註二：「只要是大地主，在指定規劃範圍中擁有43,000呎土地，便可以做換地換契申請。」，東北告急，無你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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