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報導系列之四
前言
今年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古洞支援組、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兩個團體趕得及討論並派了工友／街坊參與採訪隊工作。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
車仔（第七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Y（草根行動媒體）
Terry Narcissan（草根行動媒體）
每逢五一勞動節，維園至金鐘的路上都會飄起不同勞工團體的鮮艷旗幟，從大聲公傳來被電波扭曲的口號，廉價卡紙列印的橫額。除了營營役役的打工仔，參與遊行 的還有誰？除了職工盟的三大訴求（立法標準工時、落實全民退保、取消強積金對沖），勞工還遭受什麼不被看見的剝削？我們在遊行隊伍中訪問了他們，談談工 作，談談困境與解決的可能。
Winnie：病房助理的尊嚴
退休前任職公立醫院病房助理的Winnie，負責照顧深切治療部的病人。作為醫務人員本身工作量已很大，經常超時工作又沒有「補水」，輪夜更時更為辛苦。問及醫院的管理關係，她明言「各個都有權管我哋」，甚至姑娘的態度也很差，叫助理做事又不加任何稱呼。長時間的工作和壓力令她患上情緒病，需要看醫生及吃藥。她曾開醫生紙向經理請假，但他們只會「執字粒」，若不宜做病房，則調配其他清潔工作，不予休息。
Winnie對於勞工法例可以加強工人話語權有所質疑，因為在執行上，上司有方法不跟規則，而工人往往受制於經濟壓力只能啞忍。她曾試過寫信向醫管局投訴，但在爭取聯署時很多同事怕秋後算賬都不敢簽名。經理不會暴力地炒魷魚，但可以明目張膽地搞針對：Winnie在生病期間，曾被經理安排每天坐在茶水間不准做事，聲稱若她因工作受傷醫院不會負責；同時同事也會感到不公平，言語中處處刁難。因此，她認為工人自身難以集體向上層施加壓力。
Winnie也有接觸過工會，似「民建聯」一樣搞很多活動。但每次反映以上困難時，他們只會口頭答應在下次會議中討論，沒有實際成果；其餘時間則是飯局、酒局為主。「求人不如求己」，Winnie始終覺得若每個人都能像以前工作時那樣互相幫助，不計較個人利益，上司能夠多體諒員工的難處，工作環境才能得以改善。
Irene：每一位勞工都有爭取權益的權力
與Winnie不同，Irene曾從事智障人士宿舍護理員。她服務的香港心理衛生會，最近正在爭取半個小時「食飯鐘」増至一個小時，不過她沒有參與討論，由工會的同事負責。
對於不同種族家務工參與遊行，Irene認為大家都應該爭取自己的權益。看到有家務工團體舉著“Wage Increase $5,000”的牌子，她理解現時家務工工資並不高，且留意到與本地勞工的工資差距很大。但對於應否將她們納入最低工資保障，Irene坦言能爭取到固然好，但由於僱主為她們提供食宿、保險，擔心僱主因負擔增大而不肯接受，所以她提到僱傭雙方應取一個工資中間數，並達成共識。（按：現時移工月薪$4,210，按照每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來計，她們的時薪為$20左右；遊行當日她們要求月薪$5,000，按同樣計算方法，時薪為$24。調查顯示，多數移工每日工作時間約12至16個鐘。）
Irene有同事來自大陸，來港十年八年，以前剛來時做工廠裁縫、零售、老人院等工作。她感覺和大陸同事的相處有不同，主要是由於文化差異。最主要的差別體現在工作方式上，但她認為只要是為工作好，無需勉強對方接受自己的一套。
李小姐：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李小姐參與遊行，是為了「活得精彩」——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每月$3,500。退休前的她做了二十三年的巴士司機。她指以前的老闆要求他們以好態度服務乘客，但很多時候收到的投訴並非有關態度，而是無理的指責，如等不到車等。明明是公司訂立的巴士班次問題，老闆卻不予理會。她說雖然巴士司機有成立很多工會，如九巴工會，但均無對工作狀況有實際改善。問及她對很多勞工團體提出工人「集體談判權」的看法， 她指這會是一個與老闆溝通的重要渠道。
身居新界的李小姐，對深水埗等重建區的狀況也有所聽聞。問及市區重建局應如何安置被拆遷的居民時，她認為首先要有足夠的賠償，以及相應的居住安排，因為這是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其次便是以鋪換鋪，補償當區的小商戶。此外，她尤其強調原區安置的必要性：「你要改變人哋十幾廿年嘅生活喎！」她想象，搬遷後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需要頗長時間，而且很有可能離學校、上班地點很遠，交通不便。
李小姐對不同種族家務工參與遊行的訴求並不十分了解，但猜想（實際上也是）與加人工有關。原先她誤以為移工月薪有七八千，但在小記補充其實她們現時的月薪是$4,210後，對比本地勞工受最低工資保障，她認為移工工資的確比較少。她不太熟悉移工的開銷，但根據身邊朋友請移工的經驗，考慮到她們在香港包食宿，懷疑現時工資未必不足。不過，了解到她們需付中介費、每月需寄回家鄉供養家庭的費用，她也坦言非常辛苦，支持她們爭取權益。問及包括移工團體都有提出規管工時的訴求，她認為規管工時與增加工資應雙管齊下，否則無法避免低下階層寧願長時間超時工作以賺取更多金錢。
至於新移民工人，李小姐較少接觸，但預想他們在工作上遇到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語言障礙。對於新移民的印象，她指只要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來自任何地方的人都無需有差異待遇。
阿成：政策忽略了感情
帶小女兒一同參與遊行的阿成，就職飲食業侍應。每日工作十三四個鐘，超時工作無補水的情況屢見不鮮。他認為飲食業工人爭取工資工時保障是困難的：首先，他們現時沒有很多活躍的工會，談判力較弱。再加上這一行流動性大，對比長期無保障地與資方拉鋸，轉工更為實在。至於改善勞工法例，他指出規管工時最為必要；此外，亦應取消只有符合「四一八」（即僱員為僱主連續工作四星期，每星期不少於十八小時）才能享受勞工福利的規定，保障零散工的權益。
阿成在工作中有接觸不少新移民同事，他稱相處中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能力則不是問題，與國籍沒有關係。
提及不同種族家務工的參與，阿成認為香港自稱「國際都會」，容許不同國籍的人提出訴求絕對合理。就他理解，移工的訴求主要是落實最低工資，和反對僱主暴力。針對後者，他尤其提到雖然法例規定星期日是休息日，但很多僱主規定姐姐回家時間，變相令她們只有八個鐘甚至更少時間休息。另外，他還特別留意移工休息的地方：很多人覺得她們阻街、騷擾他人，但他認為這正正體現香港社區嚴重缺乏休憩的空間。現在市區多數室內舒適的空間皆是商場，他不認同「消費先係老細」，「冇理由你為咗人哋嚟消費就整個『香港歡迎你』」，而不歡迎移工，畢竟照顧小孩、打理家務的付出理應被承認。況且政府明明擁有足夠資源，如很多展覽場地、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某天王的演唱會地點），沒有預約使用時長期處於空置狀態，若能善用這類公共空間，大家都能在假期悠閒地休憩，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便。
問及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實施，有關工程應否優先聘請本地勞工，阿成指出問題的關鍵並非本地或外勞，而是該項政策如何有效執行。若要實行優先聘請本地勞工，他建議應成立監察機構，確保聘請工人的過程、以至工人的實際工作均遵從規定，並配以懲罰機制。對比本地勞工與外勞，他認為原則上不應有差別待遇；而且確保同工同酬，同時可以避免僱主為節省成本而大量輸入外勞。
有關市建局安置迫遷居民的做法，他批評市建局忽略了人的感情。他提及以前小販排檔會被視為家族生意，下一代有權選擇繼承與否；如放棄繼承，政府才能收回牌照。他認為強行收地本身就已經將土地視為財產，而非養育人的地方；但在制度未能改變下，較人道的做法應是尊重租客搬遷與否的決定，不應將發展計劃掩蓋居民的生活選擇。他接觸過深水埗受重建計劃影響的街坊，獨居一人，生活幾十年，在這裡建立人際關係，沒可能讓他搬走。
後記
縱使四位受訪者均由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種勞工議題，但小記感受到，勞資雙方平等的話語權承載額外的重量。我們在提出合作社的想象，取消僱主/僱員的從屬關係，嘗試實踐共同決策時，又不得不面對Winnie所揭示的職場競爭、互不信任；在解決平等勞資關係之前，是否應該如阿成所講，對零散工與長工一視同仁，抹平工人之間的分界？
收起旗幟與大聲公後，我們帶回家的不應只是佈滿口號的傳單或貼紙：遊行隊伍裡有不同種族家務工，有性工作者……講香港勞工，我們是否忽略了他們？高喊改善勞工法例，但正如幾位受訪者所問，究竟如何執行？政策背後，又省略了多少我們重視的人、土地與情感？這些問題大概不是一年才思考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