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社運

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報導系列之四

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報導系列之四
廣告

廣告

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報導系列之四

前言

今年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古洞支援組、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兩個團體趕得及討論並派了工友/街坊參與採訪隊工作。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
車仔(第七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Y(草根行動媒體)
Terry Narcissan(草根行動媒體)

每逢五一勞動節,維園至金鐘的路上都會飄起不同勞工團體的鮮艷旗幟,從大聲公傳來被電波扭曲的口號,廉價卡紙列印的橫額。除了營營役役的打工仔,參與遊行 的還有誰?除了職工盟的三大訴求(立法標準工時、落實全民退保、取消強積金對沖),勞工還遭受什麼不被看見的剝削?我們在遊行隊伍中訪問了他們,談談工 作,談談困境與解決的可能。

Winnie:病房助理的尊嚴

退休前任職公立醫院病房助理的Winnie,負責照顧深切治療部的病人。作為醫務人員本身工作量已很大,經常超時工作又沒有「補水」,輪夜更時更為辛苦。問及醫院的管理關係,她明言「各個都有權管我哋」,甚至姑娘的態度也很差,叫助理做事又不加任何稱呼。長時間的工作和壓力令她患上情緒病,需要看醫生及吃藥。她曾開醫生紙向經理請假,但他們只會「執字粒」,若不宜做病房,則調配其他清潔工作,不予休息。

Winnie對於勞工法例可以加強工人話語權有所質疑,因為在執行上,上司有方法不跟規則,而工人往往受制於經濟壓力只能啞忍。她曾試過寫信向醫管局投訴,但在爭取聯署時很多同事怕秋後算賬都不敢簽名。經理不會暴力地炒魷魚,但可以明目張膽地搞針對:Winnie在生病期間,曾被經理安排每天坐在茶水間不准做事,聲稱若她因工作受傷醫院不會負責;同時同事也會感到不公平,言語中處處刁難。因此,她認為工人自身難以集體向上層施加壓力。

Winnie也有接觸過工會,似「民建聯」一樣搞很多活動。但每次反映以上困難時,他們只會口頭答應在下次會議中討論,沒有實際成果;其餘時間則是飯局、酒局為主。「求人不如求己」,Winnie始終覺得若每個人都能像以前工作時那樣互相幫助,不計較個人利益,上司能夠多體諒員工的難處,工作環境才能得以改善。

Irene:每一位勞工都有爭取權益的權力

與Winnie不同,Irene曾從事智障人士宿舍護理員。她服務的香港心理衛生會,最近正在爭取半個小時「食飯鐘」増至一個小時,不過她沒有參與討論,由工會的同事負責。

對於不同種族家務工參與遊行,Irene認為大家都應該爭取自己的權益。看到有家務工團體舉著“Wage Increase $5,000”的牌子,她理解現時家務工工資並不高,且留意到與本地勞工的工資差距很大。但對於應否將她們納入最低工資保障,Irene坦言能爭取到固然好,但由於僱主為她們提供食宿、保險,擔心僱主因負擔增大而不肯接受,所以她提到僱傭雙方應取一個工資中間數,並達成共識。(按:現時移工月薪$4,210,按照每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來計,她們的時薪為$20左右;遊行當日她們要求月薪$5,000,按同樣計算方法,時薪為$24。調查顯示,多數移工每日工作時間約12至16個鐘。)

Irene有同事來自大陸,來港十年八年,以前剛來時做工廠裁縫、零售、老人院等工作。她感覺和大陸同事的相處有不同,主要是由於文化差異。最主要的差別體現在工作方式上,但她認為只要是為工作好,無需勉強對方接受自己的一套。

李小姐: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李小姐參與遊行,是為了「活得精彩」——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每月$3,500。退休前的她做了二十三年的巴士司機。她指以前的老闆要求他們以好態度服務乘客,但很多時候收到的投訴並非有關態度,而是無理的指責,如等不到車等。明明是公司訂立的巴士班次問題,老闆卻不予理會。她說雖然巴士司機有成立很多工會,如九巴工會,但均無對工作狀況有實際改善。問及她對很多勞工團體提出工人「集體談判權」的看法, 她指這會是一個與老闆溝通的重要渠道。

身居新界的李小姐,對深水埗等重建區的狀況也有所聽聞。問及市區重建局應如何安置被拆遷的居民時,她認為首先要有足夠的賠償,以及相應的居住安排,因為這是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其次便是以鋪換鋪,補償當區的小商戶。此外,她尤其強調原區安置的必要性:「你要改變人哋十幾廿年嘅生活喎!」她想象,搬遷後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需要頗長時間,而且很有可能離學校、上班地點很遠,交通不便。

李小姐對不同種族家務工參與遊行的訴求並不十分了解,但猜想(實際上也是)與加人工有關。原先她誤以為移工月薪有七八千,但在小記補充其實她們現時的月薪是$4,210後,對比本地勞工受最低工資保障,她認為移工工資的確比較少。她不太熟悉移工的開銷,但根據身邊朋友請移工的經驗,考慮到她們在香港包食宿,懷疑現時工資未必不足。不過,了解到她們需付中介費、每月需寄回家鄉供養家庭的費用,她也坦言非常辛苦,支持她們爭取權益。問及包括移工團體都有提出規管工時的訴求,她認為規管工時與增加工資應雙管齊下,否則無法避免低下階層寧願長時間超時工作以賺取更多金錢。

至於新移民工人,李小姐較少接觸,但預想他們在工作上遇到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語言障礙。對於新移民的印象,她指只要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來自任何地方的人都無需有差異待遇。

阿成:政策忽略了感情

帶小女兒一同參與遊行的阿成,就職飲食業侍應。每日工作十三四個鐘,超時工作無補水的情況屢見不鮮。他認為飲食業工人爭取工資工時保障是困難的:首先,他們現時沒有很多活躍的工會,談判力較弱。再加上這一行流動性大,對比長期無保障地與資方拉鋸,轉工更為實在。至於改善勞工法例,他指出規管工時最為必要;此外,亦應取消只有符合「四一八」(即僱員為僱主連續工作四星期,每星期不少於十八小時)才能享受勞工福利的規定,保障零散工的權益。

阿成在工作中有接觸不少新移民同事,他稱相處中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能力則不是問題,與國籍沒有關係。

提及不同種族家務工的參與,阿成認為香港自稱「國際都會」,容許不同國籍的人提出訴求絕對合理。就他理解,移工的訴求主要是落實最低工資,和反對僱主暴力。針對後者,他尤其提到雖然法例規定星期日是休息日,但很多僱主規定姐姐回家時間,變相令她們只有八個鐘甚至更少時間休息。另外,他還特別留意移工休息的地方:很多人覺得她們阻街、騷擾他人,但他認為這正正體現香港社區嚴重缺乏休憩的空間。現在市區多數室內舒適的空間皆是商場,他不認同「消費先係老細」,「冇理由你為咗人哋嚟消費就整個『香港歡迎你』」,而不歡迎移工,畢竟照顧小孩、打理家務的付出理應被承認。況且政府明明擁有足夠資源,如很多展覽場地、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某天王的演唱會地點),沒有預約使用時長期處於空置狀態,若能善用這類公共空間,大家都能在假期悠閒地休憩,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便。

問及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實施,有關工程應否優先聘請本地勞工,阿成指出問題的關鍵並非本地或外勞,而是該項政策如何有效執行。若要實行優先聘請本地勞工,他建議應成立監察機構,確保聘請工人的過程、以至工人的實際工作均遵從規定,並配以懲罰機制。對比本地勞工與外勞,他認為原則上不應有差別待遇;而且確保同工同酬,同時可以避免僱主為節省成本而大量輸入外勞。

有關市建局安置迫遷居民的做法,他批評市建局忽略了人的感情。他提及以前小販排檔會被視為家族生意,下一代有權選擇繼承與否;如放棄繼承,政府才能收回牌照。他認為強行收地本身就已經將土地視為財產,而非養育人的地方;但在制度未能改變下,較人道的做法應是尊重租客搬遷與否的決定,不應將發展計劃掩蓋居民的生活選擇。他接觸過深水埗受重建計劃影響的街坊,獨居一人,生活幾十年,在這裡建立人際關係,沒可能讓他搬走。

後記

縱使四位受訪者均由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種勞工議題,但小記感受到,勞資雙方平等的話語權承載額外的重量。我們在提出合作社的想象,取消僱主/僱員的從屬關係,嘗試實踐共同決策時,又不得不面對Winnie所揭示的職場競爭、互不信任;在解決平等勞資關係之前,是否應該如阿成所講,對零散工與長工一視同仁,抹平工人之間的分界?

收起旗幟與大聲公後,我們帶回家的不應只是佈滿口號的傳單或貼紙:遊行隊伍裡有不同種族家務工,有性工作者……講香港勞工,我們是否忽略了他們?高喊改善勞工法例,但正如幾位受訪者所問,究竟如何執行?政策背後,又省略了多少我們重視的人、土地與情感?這些問題大概不是一年才思考一次的。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