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看六四舞台的《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演後台下一年輕人發問「就六四嚟講，若果為時未晚，可以做乜？」他利申過去十年也有去維園悼念六四，但也真心想問再悼念下去有何用。
這類問題每每令我想起昆德拉在《笑忘書》中的一句：「人與極權的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我們去記、去悼念、拒絕遺忘，其實就是進行抗爭；放棄這些，就是放棄抗爭。
劇中的母親，在89年失去了17歲的女兒。初時朋友、同事、和其他死難學生的父母也非常願意扶持幫助她。可是，當政府發表了「平暴有理，學生是反革命」之類的定調後，他們逐漸疏遠她，孤立她，將她生活的網絡連根拔起。在忍受不了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她決定不再向人提及女兒在六四中死去的事實。就這樣，她的「朋友、同事」回來了；之後的25年，就活在這「沒去女兒的記憶」的世界裡。
她記憶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我們在還未被剝奪此權利之前，是否應繼續堅持？
對我來說，六四從來不單是中國人的事，而是人類的事，是一場不義殺人的暴行，就如希特拉屠殺猶太人或希斯堡球場慘案等，必需調查、追究和作歷史的判斷。堅持這些，不會變成大猶太膠或大英倫膠。同理，執著六四，不應變成大中華膠；頂多，是大人類膠。
當然，人的RAM和能力有限，若認為香港前途和爭取本土權益是當下的第一優次，六四要放到較低的位置，也無可厚非。但我總不相信前者需用盡我們的RAM和能力，以致連少許悼念六四的空間也沒有吧。又或者說，你選擇全副精力應付前者，但有人選擇悼念六四，你便由他們做吧，毋須加以揶揄或唱反調。同理，像我選擇悼念六四的，也不會苛責聲稱「悼念六四或要完結」的年輕人，只要他們心底裡真的未有忘記，只是選擇以自己的方式記著便可。
回應最初的問提，再悼念有用嗎？若認同「記憶」就是對抗極權的抗爭的話，那悼念當然有用。另外，也視乎甚麼是「有用」。我相信累積，也相信廿多年來的悼念確實令對六四的關注能一代傳一代。我認為這些也是累積，也是成效，即使不是即時和最徹底的成效。最後，又要重複那老套話，我們做事，不一定出於覺得有效才做；有時，認為正確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