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慧@保險起動
那年，我中一，剛剛脫離「小學雞」的階段，不看新聞，除了交剪報功課，平時與報紙無緣，最多看C版。拉車邊在精英班邊緣徘徊，日讀夜讀，結果考第五，不過是從最後數上來，中二那年就跟精英班告別。
平常家裡只有老爸看新聞，每到新聞報導時間，總會「有話說」，看著新聞報導說言罵那，再說我「有知識沒常識」。除了參與六七暴動，從來沒參與任何社會議題的活動，不會參與遊行、靜坐、集會，也不會出席城市論壇，但會在電視螢幕前發表偉論。
老媽，常說「呢啲嘢關我咩事」，就算我下課後「巴啦巴啦」說著學校裡的大小日常，也是與她無干，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懂有甚麼是「關佢事」。
至於老弟，盡得老媽真傳，就算「雨傘七十九天」，他也可以完全沒有反應。
那年那天的翌日，看像平常的星期一，平常的上學日子，但是回到學校，氣氛很不一樣。班主任紅著眼說著之前一天發生的事，她邊說邊流淚。然後全校響應摺紙鶴，以紙鶴送上祝福。印象中班上沒太多同學討論事件，或許是以當時我們的認知，尚且未能完全明白在發生甚麼事。那段日子，我們繼續上課，依樣預備考試，我們會為事情感到震撼，會傷心落淚，但事情還是離我們很遠很遠，沒多久就已經重拾心情，「學照返，波照打」。不過往後數年，每年都有同學、朋友因為「那年夏天的一件事 」而隨家人遠赴他鄉。現在他們有些已經回流，有些在彼邦落地生根。
至於家裡，沒印象有為著這事情談論過甚麼，只是同年年底，孻叔娶了位澳洲籍太太，婚禮後就隨太太遠走澳洲，之後澳洲發生罕見的嚴重水災，曾經報過一次平安，之後就失去聯絡。很多年後我們曾透過紅十字會找到他，但他回覆說不想見我們，往後也再沒有人見過他。還有另一位叔叔，取得英國國籍（不是BNO），但九七還沒到，他就已經帶同家眷北上工作，長居北京，女兒從小學到大學到現在工作，都是在北京。我爸我媽沒說過要移民，可能沒能力移民，可能害怕到陌生地方重建生活，也可能真的是沒有想過。
「那年夏天的一件事」，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是似近還遠的一件事。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親歷其境？慶幸我們有一群為求真相深入敏感地帶的採訪人員；慶幸香港新聞界編採及出版自由，根據許家屯先生［註］在他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裡記載，新華社香港分社對《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的編採沒有加以限制，才有機會出現「痛心疾首」的頭版天窗；慶幸香港有一群人，努力地將歷史記下來，讓沒有經歷過當天的下一代有機會從口述歷史、圖片、影像中認識那年夏天的大事。
經過了二十七年，有人說每年的燭光悼念活動流於形式化，根本改變不到甚麼，說要取消活動，解散組織，還有許多不堪入耳的說話。有人堅持燭光的意義，決意繼續薪火相傳。無論是哪種方法，也是一種形式，論壇也好，燭光集會也好，也只是一個方法，目標都是要將歷史記下來，傳下去，讓「那年夏天的一件事」得到平反。「條條大路通羅馬」，方法太多，何必執著哪個好哪個不好，何必要為此互相謾罵。
建制派在大部份選舉中均能配票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做得好，不是他們有豐功偉績，而是他們懂得「槍口向外」。非建制派有時就是把時間、精神、資源都耗在認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未能團結一致，明明本來勝券在握，最後就一敗塗地。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唯望非建制派早日明白，別讓垂手可得的議席雙手拱上。
每年的燭光能發揮多少作用？說實在，我不知道，但我們不可以遺忘這段歷史，而更重要是，香港保存了相當完整的記錄，而這些記錄不應該只放在博物館裡，更不應讓這件歷史永遠只是「那年夏天的一件事」。有人會認為跟我們何干？鄰家的事鄰家也不理，別枉作小人。沒有人用槍指向你的太陽穴要你參加燭光集會，要你回憶當天，但也請尊重別人。
「竹人‧大弓‧卜金‧田金」，我只願往後不論何年何月何日何地，我還能暢談歷史，明明白白的說著「八九六四」，而不是「竹人‧大弓‧卜金‧田金」。
註：許家屯先生，1983年至1990年初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他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裡，詳細記載香港回歸問題，當中有頗長篇幅記錄六四前後，中央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