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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聲東擊西 市民圍魏救趙

689聲東擊西  市民圍魏救趙

去年一月689在施政報告時高調批評港大學生提倡港獨,免費為其賣廣告。今年十月立法議員宣誓事件,他又渾水摸魚,要法庭禁止兩位議員第二次宣誓。整個部署,很清楚是聲東擊西,借搞大港獨,來打殘立法會的權力,兼為自己樹威,討主公歡心。

大致可以相信,對於保皇派以流會阻議員宣誓,泛民或自決派都會繼續在議會拉布抗爭,抵制政權。但我們要問,在自治權時刻受到巨大威脅之時,只有議員在議會抗爭,足夠嗎?如果民主派群眾只能食花生,這恐怕只會加重群眾的無力感。天天街頭抗議又不實際。

抗稅以外的選擇

一種市民可以參加的行動,就是抗稅(不交稅),但有刑事後果,以目前運動水平,恐怕一時還難以承受。

有個辦法,是人人可做而又沒有刑事後果的,就是全民杯葛中資,圍魏救趙(最高調的倡議者可能會有刑事後果,雖然,其有無與大小也端視其策略是否夠精明)。如果有萬計市民參與,就有影響力。畢竟,689所作所為,俱來自中共。而香港和國外的中資,大部分都是官僚資本或其朋黨,也是中共權勢的來源。現在開始針對中資,第一階段至少具有宣傳效果。

或云,政治還政治,經濟還經濟,不可為政治搞亂經濟!錯矣。中共早就把政治和經濟混合,早就兩種權力都全抓。中資根本就是中共爪牙,他們往往大舉向保皇黨捐款;在選舉時又向員工施壓,票投保皇,一切一切,人所共知。中共已經拋掉一切底線,在一切戰線發動攻勢,你還迂腐,只攻他們的正面陣地,豈非呆子?

有人說,這不是打爛中資機構員工的飯碗嗎?其實,杯葛運動即使順利,要真正令到中資出現經營困難,更不用說倒閉,近乎不可能,因為中資(這裡指有政府/官員背景的中資),其強處正在於兼備了政治強制力和金錢力量,比一般私人資本具有無比優勢。而且它們的主要盈利根基在大陸不在香港,所以香港的杯葛運動很難達到影響其盈利的程度。其次,即使達到這個程度,也不等於是虧損;又即使虧損,也難以倒閉的。再次,香港不是自由競爭的社會嗎?即使若干中資虧損而要瘦身裁員,但那個市場大餅和就業大餅還是那麼大,中資的佔有率稍微降低,不過製造機會讓港資及外資乘機進展而已,何足懼哉!最後,杯葛運動必然分階段進行,量力而行,量勢而行,究竟推進到何種階段,都要不時檢討,並無所謂不惜犧牲一切都要進行到中資倒閉不行的。

反過來,如果杯葛運動很難令中資虧損,做來何用?未令其虧損,但令其多少受損,特別是令市民可以發力,這也很重要的。何況,這不過是為未來的國際杯葛運動,預先練兵而已。

巴勒斯坦的BDS運動

杯葛是以小敵大的常用方法。最現成的例子,便是巴勒斯坦針對以色列佔領者的杯葛運動。他們被強鄰侵凌超過半個世紀,十年前開始發起了杯葛,撤資和制裁運動(BDS運動–Boycott, Disinvestment and Sanctions),以「各種形式的抵制,來反對以色列,直到它符合國際法規定的義務。」。這個運動既是巴勒斯坦團體發起,也與各國民間/工會密切合作,包括以色列的進步團體和公民;既在佔領區內進行,也在國際平面進行,並取得初步成功。[i]

另一個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便是當年南非的反種族隔離主義運動,他們發起長達幾十年的國際制裁南非白人政權運動。制裁運動是全方位的:黑人民間運動與國際民間團體聯合,迫使各國政府制裁南非政府,迫使各國大企業從南非撤資,在文化、學術、體育、藝術等一切方面杯葛白人政權及其下屬機構。這是促成南非白人政權不得不求妥協的因素之一。

難?從普遍經驗中吸取力量

一位朋友對我的意見的反應是:「杯葛中資談何容易?尤其是窮人更加避不了光顧中資!」

關於第一個問題,上面所論多少已經作了回覆:杯葛運動不容易,但如果分階段進行,便是為大於細,圖難於易。第一個階段是宣傳和教育。在外國社運,杯葛不過是常識。但港人對國際經驗所知不多。所以,單這個階段,也要做很多工作。我們需要首先培訓一批培訓者(train the trainers),再由培訓者培訓素人。

只要每步都量力而為,就能慢慢推進。有了基礎,一旦中共及其香港打手要更橫蠻對付港人,那時,更可以把杯葛運動,發展為國際運動。香港雖小,但搞國際杯葛運動卻很有條件,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和貿易都會,與各國經貿關係既廣且深;文化上也國際知名,其知識階層亦有非常深厚國際聯繫。以此發力,多少有效果。

至於第二個問題,也是合理的質疑。連我自己,也經常光顧中資超級市場,以其便宜。所以,在最貧窮的社群而言,即使心想,也不一定有條件全力參與杯葛。但不能全力參與,局部參與又如何?難道無論何物,中資都比較港資外資便宜?其次,最窮者無力參與,就不能幫忙宣傳嗎?最窮者無力參與,次窮者或不甚窮者,就不能參與嗎?

也有朋友認為,更難的是說服人去參與。但是,困難無論多大,只要分解成小困難,然後逐個處理,便不甚難。如覺得困難到無從入手,往往不是因為客觀上很難,而是主觀思想搞不清:或者因為自己的思想方法過於單一和線性,或者因為對國際社運經驗過於生疏,或者是常見的一種心理疲勞,一種宿命主義——傘運以來,在社運朋友中很常見的宿命主義。

但問題又回到一個基本點:什麼是民主派?民主派首先就是民主教育家,他們的民主課程設計,首先不決定於市民現在的心理狀況,他們自己在想什麼,而是決定於世界上幾百年的民主奮鬥的普遍經驗。經濟制裁與杯葛,就是這類普遍而成功的經驗,值得在港推介和嘗試。施教的具體步驟和方式,當然也決定於受教育者的反饋,所謂因材施教;其次,教育與受教兩邊,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教育過程中常常互相對調,所謂教學相長。但民主課程和民主手段,無論如何是先從民主奮鬥的普遍經驗而來,並以此提出倡議,固無可疑。

[i] 請參考筆者今年年初文章《欲保自治,對外 B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