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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和投Trump是理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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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和投Trump是理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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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是顛覆的一年,先是歐州各地越來越多人反移民,右翼抬頭,然後是Brexit,到後來Donald Trump勝出,眾多知識分子、燈神、堪輿學家大跌眼鏡。很多人視之為人類文明倒退,也認為這些選舉及公投裡的人是不理性及愚昧的。有些人會訴諸文化解釋,本文則從經濟社會結構的角度,以全球化製造越來越多的不平等如何影響不同群體的相對位置(relative position),去解釋為甚麼看似極端的政治取態其實是理性使然。

專門研究全球平等問題的經濟學者Milanovic在其書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指出各國的國內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法國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在 “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也有資料佐證八十年代後新保守主義及全球化,歐美的財富不均越加嚴重(圖一圖二)。


圖一:歐美首10%及1%人財富佔總財富份額
來源: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圖二:歐美首10%人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
來源: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政治取態取決於「相對位置」

不平等惡化使不同群體的相對位置越拉越遠,以下例子可解釋甚麼是相對位置。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在衡量選擇時會將社會不平等的因素計算在內。假設以下有兩個選擇:一,在A世界住300呎,其他人住200呎;二,在B世界住400呎,其他人住600呎。如果平等沒有任何價值,答案應是住B世界,但原來也有不少人選擇A世界[1]。這個例子在我的文章《自由市場一定跟公義過不去?》已經談過。

政治抉擇在乎一個人在A世界或在B世界會得到相對優越的待遇。當貧富懸殊越大,B世界裡掉進搖搖板一邊的人越來越多,升起的人越來越少,就會越來越多人想回去A世界。

全球化後的英美是B世界,那些鄉郊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窮人看著別人越住越好,自己卻沒有任何改善及上流的機會,就算自己實際上也住大了,也寧願回到A世界。寧要窮中富,不要富中窮,就是現世的寫照,更遑論在有些人實際待遇差了。社會變化迅速,越來越多人墮進下游漩渦,這個制度捱不下去了。

年齡和教育程度是重要因素

不論地域,個人在政治上的取捨取決於在社會上的「相對位置」,而相對位置與年齡及教育程度相關。

第一個因素是年齡與相對位置的關係。

年長的美國和英國人在全球化的財富重新分配中無法站定在既有的相對位置,一直向下滑,所以選擇脫歐和Trump;年輕人從與世界接軌中的潛在得益比年長者多,所以選擇留歐和Clinton(圖三圖四)。香港的年長者保皇,因為他們想保持自己在制度裡的優勢,極力延續制度能鞏固自己的相對位置。香港的年輕人反建制(圖五),因為看不到在制度下有光明的前景,今天是上一代的控制,明天是紅二代官二代的勢力,導致他們比較偏泛民或激進。即使現在境況仍不是很淒涼,正因無希望,中基層年輕人的機會成本低,所以敢出來放手一搏。

圖三:脫歐公投中不同年齡的投票意向

圖片來源:BBC

圖四:2016美國大選各年齡組別的投票意向
圖片來源:BBC

圖五:香港市民派別傾向和人口特徵[2]
圖片來源:明報

第二個因素是教育程度與相對位置的關係。英美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在全球化分一杯羹,所以反對脫歐也反對Trump(圖六圖七)。在香港,教育程度高的人總的來說比較反建制(圖八),因為在香港建制講關係非講能力,不崇優但崇忠。即使教育程度高的人願意親建制,但建制是較封閉的網絡,一般教育程度高者不會得到半塊餅碎,最後一定只得很少數人得益。如果能推翻建制,教育程度高的人保有優勢,資源就會從封閉的建制網絡分配到教育程度高的人手上,平均可以獲得的相對位置會較高,所以不難理解為甚麼教育程度越高者和眾多專業人士整體仍會較支持開放的制度。

有人反駁對於教育程度低的人,民主化會對來更好的福利及更多財富再分配,他們理應支持民主而不是建制,所以我這個說法不能解釋教育程度低者為何強烈偏向建制。我有兩個解釋,首先,民主化是否會帶來更多財富再分配學術研究上仍然未有統一的答案。假設兩者關係是正面的而且有因果關係,教育程度低者反對民主,因為不知道民主對他們經濟上有利,這是假設他們不理性。

第二是假設民主化不會帶來更經濟上較公平的社會,而他們的選擇是理性的。就算推翻建制,最多也只是英美式的民主而不是北歐社會主義式的,換了制度的結果是被另一批精英統治,在新的世界也不能避免留在金字塔低層,相對位置沒有改善。即使社會更開放公平,在全球化激烈的競爭下,教育程度低者亦不會佔有優勢。相反,在建制裡只要聽話就有益處,對教育程度低者其實比較容易生存,所以他們親建制可以是理性的。

圖六:留歐意向與大學教育佔選民比例的關係
圖片來源:Economist

圖七:2016美國大選各教育程度的投票意向(紅=共和黨/ Trump;藍=民主黨/Clinton)
圖片來源:Telegraph

圖八:雨傘運動及政改方案的取態與教育程度的關係[3]
圖片來源:黃偉豪、陳慧華,《撕裂的社會》,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0日

以上是依群組總體意向的民意調查得出的概括結論,每一個群組都有人持相反意見,當然不能排除個別例子。種族這個因素在美國大選中有重要影響力,但由於不適用於港英,所以不詳述。

「攬炒」是理性計算

平等有價,當全球化不斷犧牲輸家製造贏家,輸家得不到賠償,最後就會在政治制度上反撲,英美如是,香港如是,香港除了全球化,還多了一樣中國化,腹背受敵。再進一步說,即使某些人不是輸家,「絕對位置」上有改善,但「相對位置」落後了,還是覺得吃虧。由於落後者眾,既得利益者少,社會長久以來被少數精英的聲音主導,落後者的聲音被忽視;一旦一人一票,反撲力強勁。一直以來傳媒和宣稱的平等包容只是虛像,最後敵不過物質和結構層面的現實。

即使不知未來如何,輸家押注搏一舖 ,下行風險少(因為相對位置已夠差),上行雖有風險但潛在回報大,所以一搏,「攬炒」就是這個意思。民主國家的反撲在民主制度中反映;獨裁國度就是本土、獨立、激進的興起。

那些知識分子以為世界痴線了,其實世界沒有痴線,理性過理性。分別在於民主國家有一人一票讓人表達不滿,在香港卻被瘋狂壓迫連喘一口氣的機會也沒有。

[1] Frank, R. H. (2005). 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2), 137-141.
[2]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2016年3月8日至24日)
[3]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5年5月尾至6月初進行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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