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聖誕，攝於紅十字會學校窗前，由左至右：沈昭明、我、大福。
其實，我對院長高（寶樹）姑娘也有情感依戀，只是她十分鍾愛孤兒楊嘉華，視他如親生子，又讓我感到失落。依戀姑娘這種情感，不難解釋。紅十字會學校的姑娘真的非常有愛心，做這類工作真要有點犧牲精神。像高姑娘，專業是護士，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發展，卻選擇來了這裡，渺無人煙，平常很難有社交，平白犠牲了自己的幸福。所以她一生沒結婚，紅十字會學校就是她的家， 我們就是她的子女。她日常去官塘辦事，例如買菜，都會帶我們去，又常請我們去餐廳吃東西。六十年代尖沙咀有名的雄雞餐廳，喝美味的羅宋湯，便是高姑娘帶我們去的。感情是雙向的，日子久了，很容易生出互相需要的感覺。
從我的角度，我也明白為什麼對幾位姑娘都有所依戀。我父親早逝，母親要打理洗衣舖，沒時間呵護我；而她本身又是一個女強人，喜歡獨來獨往，不會對子女太細心。我一直很缺乏所謂傳統的母愛，所以很自然把姑娘當作最親密、最想依靠的人。
那段時間，我對高姑娘的感情一定比對母親更好。或許我也不自覺地把她當作母親，很希望完成她的期望。不知是否她是護士，她很渴望我們成為醫生，不斷地向我們灌輸這個意識。中學會考，雖然我的物理和化學只有D級，報讀預科時，為了不讓高姑娘失望，竟然選了理科。結果讀得很吃力，一個月後，還是要轉讀文科，否則進不了大學。
高姑娘對我真的好，中學時沒錢買書，她私下給我買書錢，所以我不想辜負她的期望。中學會考考完最後一科那天，她駕車來接我去吃飯和看電影慶祝，一天之內竟看了三部電影，近乎縱容的愛錫，恐怕親生的母親也做不到。
高姑娘性格很平和，可是她很年輕就過身。四十多歲，因肺癌而終。是我送她入聖保祿醫院的，我感到她很驚慌，真的懼怕死神到臨。她的病情惡化得很快，不到幾個月，便陷入昏迷狀態。我去探她時，她已不能說話了。只能替她抹眼淚。她本來和獨身的哥哥及已婚的弟弟一家要好，尤其疼愛侄兒和姪女。只是久病床前無孝子，他們後來對她也很冷淡，病情愈深，便愈少探望她。那個年代的人，情感是很真摯的，對別人付出很多，卻不一定有所回報。她的死，很惹人傷感。在她的葬禮上，我們一個一個扙著拐杖致祭，輪椅一輛一輛，擠滿靈堂。曾經和她朝夕與共的我們，對高姑娘懷念至極，哀痛莫名。
不僅姑娘待我們好，紅十字會學校的物理治療師都是很友善和開明的。我記得替我做物理治療的姑娘叫McCarthy，加拿大人，她從沒因我們傷殘而阻礙我們活動。她一樣要我們參與戶外活動。外國人的Can Do 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有次我們在赤柱游水，我不小心掉了眼鏡，不知是哪裡來的勇氣，我竟然相信潛下水底去就可找回。這是McCarthy教的。宿舍後面有座山，她就領著我們去爬山。外國人的教育方法，比較進取，也帶鼓勵意義，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她使我們相信：即便傷殘，人家做到的，我們也該做到。這種意識，跟當時的華人教育觀念很不一樣。所以我們雖然傷殘，經她訓練，大部份都很有自信。對陌生事物不太恐懼，見陌生人也不自卑。
除此，McCarthy也帶我們進入當時的歐美流行曲世界，她買了第一張Beatles唱片給我們，教我們聽歌學英文。至今我還記得第一首曲是《Love Me Do》。這是我認識國際的第一步。
然後，又有一班來做義工的哥哥姐姐。其中一位我們叫他大福的，在高主教中學唸書，同班同學有謝家駒和陳國樑，都是學界較有名的人物，進入大學後相繼認識。每星期大福和他弟弟細福一起來做義工，和我們一起玩樂。直至我唸中學，他每星期也會約我，不是一起回紅十字會學校，就是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兩個人就在卜公碼頭談天，每次至少談四五小時。大福有家庭問題，所以和我們一樣，對紅十字會學校也有情感依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