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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圍牆外重讀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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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圍牆外重讀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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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刊於2017年2月5日明報副刊,此版本經過修改。)

特朗普簽署行政指令,所有難民申請審核暫停120天,敍利亞難民收容永久停止,未來90天來自七個穆斯林國家的訪客或居民被拒進入美國,2017年收容難民數目由11萬減至5萬。頃刻之間,各國機場飛往美國航班的入境檢查一度緊張起來。難民的命運再度被政治權力扭轉,在國家安全的幌子下,《聯合國難民公約》頓成一紙空文。反思極權主義和大屠殺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在1933年起逃離納粹德國,和數十萬計的難民一樣苦苦等候去美國的簽證,8年後才成功扺達紐約。如果他們遇上今天的美國總統,結果恐怕難以預料。雖然當年歐洲的戰禍跟今天的敍利亞戰爭不能相提並論,但是難民頓成無國之民(stateless)則並無二致。鄂蘭剛到美國,便寫下無國之人的荒涼景況:「首先,我們不想被稱之為『難民』,我們互相稱呼做『新來的』或者『移民』。」「當我們被拯救,我們會感到被羞辱。當我們被援助,我們感到被人看不起。我們面對個人的命運,像瘋子般掙扎求存,因為我們害怕成為可憐的『寄生蟲』(schnorrers)。」

重讀鄂蘭的爭議

事實上,自去年特朗普勝出共和黨初選後,許多知識份子和評論人都引述鄂蘭的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試圖解釋為何一個明顯地貶低女性、仇視穆斯林和不尊重知識的商人,會越來越受美國選民支持。最近一周,英國《衞報》的評論人蘇兒.威廉斯(Zoe Williams)重提鄂蘭這部大著,指出特朗普猶如上世紀的獨裁者,靠討好大眾品味來博取支持,這些支持者平日傾向中立,甚少參與政黨,但是當他們被受政治領袖的魅力吸引,將會影響鉅大。她主張人們應認真審查特朗普的言論是否跟事實相符,反思自己是否對他提倡的政策深思熟慮,了解其帶來的正負面後果才給予支持,換言之,拒絕他那些哄騙選民的言論。然而,《洛杉機書評》的評論人埃米特.林森(Emmett Rensin)則持相反意見,他認為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並不能對應今天的社會環境,如果我們視特朗普的支持者為盲目服從政治領袖的大眾,這只是自由派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想法,忽略了民眾對他們失望,民主黨的進步價值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生活,全球化導致失去工作職佔、收入不平等、濫用藥物和軍事支出等,都是民眾不滿的地方。他批評《極權主義的起源》把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化約為大眾的心理狀態,跟從鄂蘭的理論而視特朗普的支持者「欠缺思考」(thoughtless),甚至如同服從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表現出「罪惡的浮淺之處」,這樣等如迴避現實民眾的訴求,漠視民主黨的進步價值導致社會不平等的責任。

鄂蘭否思人權的價值

這兩對鄂蘭的解讀,一是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欠深思熟慮,二是認為自由派過份漠視民情,都可說簡化了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給後人的教訓。加上,說到㡳特朗普的支持者的知識水平和社會環境,跟上世紀初並不相同。當我們看到鄂蘭分析法國屈里弗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時,她指出政治領袖操控暴民對其崇拜,鼓動民族主義情緒,用以打擊所謂叛國份子,實在不宜搬字過紙,去脈絡化地指責今天特朗普的支持者,應留待社會學和政治學者進一步研究。反而,特朗普粗暴地拒絕穆斯林和難民的政策,令我們實在地看到鄂蘭理論跨越時代的效力,因為她是二十心世紀裡少數的哲學家一方面批評人權不能保障無國之人的權利,另一方面又重新思考人權的基礎,為人們爭取更全面的人權保障提出理據。我們因而可以彷效德國《世界報》的標題〈 在特朗普的議題上,鄂蘭的極權主義理論有何啟示〉(Was uns Hannah Arendts Totalitarismus-Theorie über Trump verrät),給予有別於上述評論人的答案。

人權的理想失落

鄂蘭在 〈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裡,指出十九至二十世紀民族國家的問題不僅在於統治精英推動民族主義政策,更在於他們明確地劃分公民權和人權,跟法國1789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揭櫫的保障所有人的人權的理想,越來越遠。當一個人因為戰亂而逃離本國,他就會變成今天所說的難民,不受所在地的國家保障其人權和各種政治權利。當國家因為戰爭和約而重劃國界,成千上萬的人就會變成少數民族,不再被視為同一個國家裡的平等公民,其人權由誰來保障頓成疑問。鄂蘭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處境,俄羅斯、奧圖曼和奧匈帝國瓦解,新的民族國家相繼成立,如波蘭、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共和國等。為了維持國際和平,少數民族條約要求各國保障少數民族的人權,對各種宗教和文化習慣寬容對待,但鄂蘭認為事實上條約執行不力,不少國家主張人權和國藉掛鈎,無法保障無數戰時流亡、戰後歸返或新併土地上的人民的權利,族群間的衝突有增無減,無國之人大量湧現。鄂蘭因而寫道:「國族(nation)征服了國家(state),早在希特拉宣稱『對德國人民好的事情就是對的事情』之前,國族利益被置於法律之上。」換言之,當國家只保障同一國藉的人民的人權,面對無國之人的現象,普遍人權成了「偽善之辭」。

無國之人無家可歸

其次,鄂蘭並非純粹批評人權概念不合時宜,甚至像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那樣主張放棄人權概念。事實上,她認為無國之民的現象,令我們必須放棄十八世紀以來把人權視為內在於人性的想法。道理很簡單,試想如果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為什麼有些人生下來便成了難民,缺乏國家保障其人權?當我們想起美軍炮轟也門的平民,俄羅斯大規模轟炸敍利亞阿勒坡(Aleppo),為何有些人連出生的權利也沒有就經已離世?鄂蘭認為,人權並非天賦,而是由政治社群共同制定出來的機制,人生下來並不平等,而必須靠這種機制來使人們變得平等,也就是享有人權和各種政治權利的保障。無國之民的問題不僅在於他們的生活朝不保夕,更關鍵的是他們「無家可歸」(homeless),他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家園,而且很可能不會找到新的家園,因為別國人民往往不把他們視為一個個有獨特個性的人來看待,而是視之為既定的身份,如外來人、移民、難民或尋找經濟利益的人等。這些人不僅失去家園,而是失去了在世界中應有的位置,不被視為平等的個人,甚至被視為多餘的人(superfluous)。我們可以設想特朗普粗暴的出入境政策或許只在短期實行,意在滿足支持者,但他仇恨移民的言論會逐漸進入政治和生活的經驗,當我們一談到難民或穆斯林,也許越來越多人會覺得他們是外來人,不能跟美國人相提並論。那麼,近年五十多萬從穆斯林國家移居美國的公民,他們仍然會被視為跟其他人一樣平等的公民嗎? 難民的情況最為慘烈,在特朗普斥鉅資修建墨西哥邊境的圍牆之前,他們早已被拒絕在所有國家的法律圍牆之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移民可以不受最嚴格的限制而去的」。

無權利者的權利

無國之人不屬於任何政治社群,沒有人把他們視為跟本國公民為平等的人,鄂蘭認為,他們並非不受法律保障,而是置身於一切法律之外,彷彿國家和法律跟他們毫無關係,成了真正無權利之人(rightless)。鄂蘭認為,民族國家的弊病在於,國家主權不斷把非同一國藉的人排除在外,忽視他們的人權,最終人權和公民權徹底分離。因此,她反對人權的基礎來自任何宗教或人類內在的尊嚴,主張人權的基礎應落在人的現實處境之上,也就是人的多元性(plurality),人世間由所有人共存所構成,沒有任何人(包括政府)有權決定另一些人不應生存在世上,不應受到人權保障。她寫道:「只有當人權被重新定義為進入人的處境的權利(a right to the human condition),人權的概念才變得有意義。」要令無權利者受到保障,我們不能期盼國家制度能夠完全落實普遍人權的理想,反而要通過政治行動來爭取應有的權利保障,挑戰國家法例界定某個國藉的人才配享有人權的範圍,不斷討回無國之人應有的權利。她提出人有「擁有各種權利(人權)的權利」,不是純粹理論構想,而是指向實際的政治行動,只有不斷擴大公民權利,才能逐步接近普遍人權的理想。

今天比上世紀40年代有更多明文的難民權利保障,鄂蘭的想法是否已經過時?事實上,國際社會除了戰爭外,仍然有無數人口因為人口貶賣、非法勞動、政治或宗教逼害等原因而成無國之人,失去公民權利保障。每個社會裡亦有為數不少因為各種社會條件,如無家者、長期病患、失業、不服從社會規範而被社會排斥的人等,失去成為政治主體的能力,未能參與政治社群之中,討回自己應有的權利。鄂蘭對人權的重視,恰恰就是期望人們跨越國家疆界和社會障礙,連結他人而成為真正的政治行動者,體現「進入人的處境的權利」。可惜今天站在特朗普的圍牆內外,我們不難聽到鄂蘭深愛的詩人奧登(W. H. Auden)對二十世紀歷史災難的慨嘆:

「所有和平與愛的言詞
所有清明肯定的話語
都遭玷污、褻瀆、貶抑
化成可怕的機械梟鳴」(蔡佩君譯)

All words like Peace and Love,
All sane affirmative speech,
Had been soiled, profaned, debased
To a horrid mechanical scr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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