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有不少都喜歡間中遠離城市的繁囂，走到山林鄉野間清靜一下，或遠足野餐，或露營觀星，或在度假村屋與親友閒適地過幾天；主動接近大自然，除了享受較清新的空氣，還可以減慢平時過急的生活節奏，以放鬆緊張的精神。然而，如果你問這些城市人是否願意長居鄉間，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會說「不願意」；城市人習慣了城市生活在衣食住行和娛樂的種種方便以及多樣化的選擇，偶爾到鄉間逗留，他們會樂在其中，可是，假如要他們在鄉下地方長住，恐怕連清新空氣都會化為悶氣了。
城市和鄉間的分別，古今都有，沒有因為世界的現代化而消失；然而，這裏有一些很有趣的對比：在古代，城市和鄉間的生活當然有分別，但沒有現在的分別那麼大，可是，在鄉間和城市往來，現在非常容易，古代卻十分艱難，正因為現在交通方便，我們到鄉間「透透氣」才會是那麼平常的事，古人到城市去，尤其是大城市，無論是遊歷還是移居，都是件重大的事情，不會輕率視之；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的城市在經濟、設施、教育水平、文娛活動等各方面都遠勝鄉間，「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這現象，也許是現代比古代嚴重得多。
說到古代，不得不提中國古代讀書人對鄉間和城市之間的移居有一種特殊的敏感，這是其他文化沒有的。中國的科舉制度由漢朝開科取士開始，政治權力向民間的讀書人開放；科舉不只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否則取士便應只有「唯才是擇」這一標準，但事實上歷代取士大都依從地區均衡分配的原則，由此可見科舉制度兼涵地方代表性。因此，很多透過科舉而當官的人是來自農村的讀書人，這些鄉間的讀書人形成中國古代獨有的耕讀文化。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對鄉間和城市的分別有一個政治上的理解：城市是政治活動和權力的所在，到城市去，代表參與政治（至少是企圖參與政治）；鄉間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說「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到鄉間生活，代表遠離政治，即所謂「退隱」也。
退隱，不只是隱，還有退——如果不是之前當官或從事其他政治活動，便談不上是退了。隱，其實不一定要在鄉間田園，有些人甚至認為「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至於退隱必到鄉間，那是由於鄉間才有那「退」的象徵意義。事實上，古代很多讀書人的退隱是無可奈何的事——仕途坎坷，官場失意，再混下去也沒甚麼好處，便只好退下來，歸隱田園；另一些則較高潔，是因為政治腐敗而不願繼續參與，體現了儒家理想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儒家政治參與的最高境界，是孟子對孔子的形容：「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不得已而酸溜溜的退隱，是等而下之的。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許還有「退隱」這個慨念，但那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現代的政治無處不在，而且由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交通方便，鄉村也有電話、電視、互聯網等資訊服務，即使住在鄉村，也未必是真正的隱居了。有趣的是，和這形成對比的，是鄉下人要真正融入城市，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來自鄉間」這個身份成為了被歧視的標籤；最佳例子莫如最近憑〈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網上「爆紅」的「鄉間作家」范雨素，她的這篇文章內容豐富，筆觸樸實而細膩，感人至深，而她的故事連 The Economist 和 The Guardian 等外國媒體也有報道，可是，中國國內卻有不少人對她的文章諸多挑剔，總是要找些理由來貶損她，這恐怕只是「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的表現而已。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7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