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可怡:在「浪漫」想像以外 當下法蘭西青年面對的困局

法國全國市郊貧民區爆發騷亂,少數族裔青年焚近萬輛汽車、數十座公共建築物,不過是去年十一月的事情。不足四個月的光景,我們又在電視鏡頭前,目睹法國學生的暴力行為:佔據大學校園,在街道上設置路障,向警員擲桌椅、投石磚。自二月初以來,法國不同省份已發起大大小小的抗議遊行;二月中旬,學生開始封鎖校園以示不滿。三月八日,他們進一步佔據了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學運」以來再未受「滋擾」的索邦大學,還要警方強攻才能收復校園,事件逐漸升溫。三月十八日上演百萬群眾遊行,「罷工」、「罷課」的聲音此起彼落,一再令人聯想起四、五年前因修改退休制度而引發的工潮。還有預計中的三月二十八日……

反對 有理

從眾多報章的報道裏,我們不難理解,是次學潮緣於法國總理德‧維爾潘(DeVillepin)在一月十六日提出,並於三月九日通過法國國民議會的《首次僱用合約》(CPE: 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就業法案。新法案規定:二十人以上規模的企業僱主,與二十六歲以下青年簽訂合約的首兩年內,可毋須說明理由將其解僱。新法案的邏輯:若僱主不再受資方解聘僱員的嚴格規限,自然願意嘗試聘用更多缺乏經驗的年輕僱員,從而創造就業機會,解決目前年輕人嚴重的失業問題。換言之,僱主以「莫須有」的「罪名」解僱二十六歲以下員工的行為得到「合法化」。站在政府的立場,在「促進就業」和「保障就業」兩大目標上,為了達成前者可以犧牲後者。驟耳聽來,這真是一套削足適履的鬼法案。怪不得香港報章的評論不斷以大字標題,痛斥之為「惡法」。

反對有理,反對當然有理。

當我們隔岸觀火,跨洲越洋嘗試了解是次事件時,會否感到法國政府處理年輕人失業問題的手法,無理得實在有點不合情理?被轉述的事件中,是非黑白太分明,國民都偏向同情和支持學生。而那位曾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義正詞嚴跟英國首相爭辯、贏得國際聲譽的詩人兼政治家———德‧維爾潘,怎麼處理國家內務事件時,表現如此強硬又橫蠻無理?德‧維爾潘刻意運用憲法賦予的強勢行政權,讓新的就業法案毋須經過下議院辯論和表決而通過;事後學生反應激烈,總理還是強調法案不能撤回,必須貫徹執行。至於學生的不滿情緒,又是否如大部分美國報章的分析,他們只是無法接受「全球化」的挑戰,故步自封死守自身的利益?

一紙合約的意義

任何報道均不斷覆述法國年輕人就業情況的數據資料:法國二十五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高於百分之二十(德國為百分之十一)。餘下的就業青年,百分之七十以上只獲得短期的工作合約,當中半數合約為期少於一個月。換言之,少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年輕人擁有穩定工作,其餘的都處於失業或工作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情況,平均維持八至十一年。

若要理解此等資料數據的具體意義,必須從實質生活層面去理解「一紙合約」在法國社會的重要性。法國屬於福利主義的國家,所有僱員薪金在發放的一刻,會被立即扣除百分之二十,以維持國家的房屋津貼、醫療補助、失業救濟、老人退休供養等不同福利計劃。故此,僱員不論是否法籍人士,只要在法國合法受聘,即擁有《短期工作合約》(CDD:Contrat à durée déterminée)或《長期工作合約》(CDI:Contrat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他們都是國家各種福利計劃的支柱,相對亦同樣享有各種福利。非法籍僱員,僅憑僱主發出的《長期工作合約》,更可在這沒有移民政策的國家,申請為期十年的法國居留證。一紙合約,可作為釐定自身在社會上身分、位置的根據。

對於年輕人而言,工作合約是建立自我生活的首要條件。在法國社會,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租住房屋以及銀行借貸。年輕人開始獨立生活,首先考慮的是置「窩」,一個可以讓自己安頓歇息的地方。可是,在法國租住房屋的條件卻十分嚴謹。一般業主均要求租客具備工作證明、按金以及房屋租住的擔保人。四十多歲的畫家朋友由於其工作性質不穩定,至今還需要父母充當租住房屋的擔保人。那麼,沒有固定工作、沒有儲蓄作按金的年輕人,置「窩」已成一大難題;至於向銀行借貸以籌劃較長遠的生活計劃,更是天方夜譚。

由此設想,百分之七十五的年輕人,在二十至三十歲那段最具活力的黃金歲月裏,均處於失業或工作不穩定的狀態。他們都無法開步建立自己的生活,對將來也不存有絲毫幻想。自此我們可以嘗試理解,法國政府提出第三類合約(《首次僱用合約》)所針對的重點。第一,政府希望年輕人盡早取得第一份合約———一份為期兩年、不論在租住房屋以及銀行借貸均能產生效用的合約,好讓他們在年輕更年輕的時候開始籌劃生活。第二,雖然新就業法案對年輕僱員在解聘方面的規限,不及原有的《短期工作合約》繁瑣嚴格,但新法案規定資方需為年輕僱員提供租住房屋的按金,三個月以上的實習工作則必須支付酬勞。此等規定,其實都極力從不同層面,幫助年輕人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

不穩定生活的「 固定模式」

從想像到現實,法蘭西民族一向被認為是「浪漫」的民族,從不事事講求結果、效益。他們享受過程,可以不作長期計劃,接受不太穩定的生活。忽然間,看見法國大學生聲嘶力竭高呼「保障就業」、「爭取長期工作合約」,我們反而變得手足無措。說他們無法面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壓力,接受不了資本主義那套自由僱傭模式,跟不上世界大潮。進一步比對一九六八年的學運,批評今天的學生輸掉了昔日的革命理想,只求維持安穩,視野狹隘。新的就業法案,是否可被簡單理解為全球化的勞工僱傭模式?法國年輕一代怎樣理解自身的處境?新法案又為他們帶來怎樣的前景?

《首次僱用合約》基本上將現時青年的就業情況規範化,把長期不穩定的工作情況納入固定模式:兩年的工作合約裏,首年屬於實習工作,往後半年可獲得短期工作的待遇,最後或可轉換為長期工作。施政者固然可以自信地宣告,新法案據社會實際的就業環境設定規條,引領年輕人進入穩定工作狀態。但學生們要反抗的,就正正是這種被固定、被規範化的「不穩定生活」的模式。

誠然,德‧維爾潘選擇此時推行新的就業法案,一方面顯示他倔強的個性以及果斷的做事態度;另一方面,也透露了總理在現今階段,只願意推行短線而奏效的法案。整個圖像必須與快將來臨的法國總統大選拼合起來,方能得到清晰的描繪。

鄺可怡博士留學法國,現任教於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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