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剛剛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報告中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以深化依法治國實踐。那麼，在這一波民主建設、民主轉型的新浪潮中，誰將是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功臣？誰將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敵人？這是一個擺在當下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不可迴避的、必須做出抉擇的問題。我深知，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會讓很多人局促不安、甚至會讓我惹來殺身之禍，但做為一個學者，看到了問題所在、看到了症候所在，除了不吐不快之外，更大的動因則是基於學者的良知，我怕事情過後，會遭到後人以及那些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人的唾罵：你們這幫縮頭烏龜的學者，為什麼當年不對我們進行當頭棒喝，致使我們遺臭萬年！我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為此，我冒著各種風險，寫就以下文章。但願每個讀到此文的中國人——無論是讚同者還是反對者，甚至是那些想要置我於死地的人——都能如我般認真、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
要分清功臣與敵人，標準應該很簡單，那就是——看誰推進了民主的發展、看誰阻礙了民主的進步：推動民主發展的人們，自然就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功臣，阻礙了民主進步的人自然就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敵人。這裡所謂的功臣與敵人，並不是指誰是誰的功臣、誰是誰的敵人，而是指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上的功臣和敵人，是指整個中國社會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功臣和敵人，讀者切勿對號入座、私自尋仇。
民主轉型是不可逆轉的社會大潮
就目前來講，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改革開放幾十年、埋頭苦幹幾十載，中國經濟建設獲得了讓人驚嘆的成果，可以說，中國社會已經基本具備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物質基礎——這就意味著，就算中國社會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短暫的不和諧、不穩定，也不至於出現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情況，更不會有餓殍遍野的可能——因為幾十年的積累，已經為中國社會轉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實現了經濟轉型之後，接下來，就是要實現政治轉型了，這是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為什麼說政治轉型實際上就是民主轉型呢？其實，這個不難理解。因為從世界先進發達國家的發展史來看，他們國家的社會轉型，無不是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型、由威權型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同樣，我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亦應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型，亦即要實現民主轉型。另外，現代社會的一個標誌是「法治取代人治成為政治系統運行的基本方式，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提高。」因此，要說中國社會轉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在政治方面的一個表現就是：從原來的沒有民主到漸漸地有一些民主，從原來較低的民主化程度轉型到較高的民主化程度。
所以，民主轉型是我們中國社會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此，國家頂層還非常高瞻遠矚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就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等這些現代社會所必備的價值觀。任何阻撓和妨礙「自由、民主、法治」價值目標實現的行徑，無疑是在阻擋歷史進步的潮流，遲早都要被歷史的車輪給攆得粉身碎骨。
誰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功臣？
中國人民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追求，井噴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的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大旗，號召全國人民勇於抗爭、結束專制，實現民主。自始，便真正開始了中國百年民主憲政之夢，在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實現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湧現出了無數的功臣。當然，在五四運動之前，也有不少的仁人誌士為了民主事業而赴湯蹈火的。
中國歷史上民主轉型的第一功臣估計已經不可考，但據有關資料記載，梁啟超先生早就提出「興民權，設議院」的觀點。他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中國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為了推動民主、實現民主，梁啟超先生不僅寫作、發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還身體力行從事實際的工作，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立下汗馬功勞。
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譚嗣同先生。他認為，人人皆應平等、「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並在戊戌變法事件中，為了那份變法、為了那份維新、為了中國自由民主的事業，他以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慷慨就義。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為自由、民主、法治而捐軀的絕唱。
接下來，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最大功臣的當屬「國父」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綱領，成立中國同盟會、成立中國國民黨，積極投身民主革命運動中，領導了一次又一次旨在建立民主國家的起義或者其他革命活動，最終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如今，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在台灣已經得到很好的實現。
中華民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日趨獨裁、專制，最終還對全國人民實施了白色恐怖。為了保有民主成果、在最大範圍內實現民主，中國共產黨的先輩們前赴後繼、赴湯蹈火，通過文攻武略，最終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早期純粹的共產黨人，他們的理想真的是為了民主、為了自由，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在當時的公開言論中即可見一斑。譬如，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演講時說：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改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這一論斷，只是早期共產黨人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等論述中的滄海一粟。為了實現民主社會、甚至是最理想的民主社會，早期共產黨人付出了很多生命的代價，直至最後成立了「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很多民主功臣。這一段歷史相信大家都比較熟悉，在此不展開論述。
然而，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敗，很多共產黨人忘記了當年的初心，從民主功臣轉化為民主敵人，這部分內容下文再述。在狂風驟雨般的反民主浪潮中，當然也有不同流合污的幾股清流，比如梁瀨溟先生——一個敢於批判權威的學者，顧準——一個受盡種種非人的迫害以及妻子離婚、兒女斷絕關係的痛苦，仍堅持獨立思考、關注民主問題的學者，此外，還有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人，他們在新中國民主化最艱難的時刻，為我們劃下了一絲亮光，他們也成為了民主進程中的功臣。
「十年浩劫」結束之後，中國社會翻開了新的篇章，人們又開始了對民主轉型的思考和推動，這一點從86年和89年的政治風波的產生便可見端倪。由於歷史還在繼續，還沒到蓋棺定論的時候，這一歷史階段，到底誰是民主化進程的功臣、誰是民主化的敵人，我在此不敢妄下判斷，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進行預設。但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會有人將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功臣，肯定也會有人因成為民主的敵人而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據我所知，在薄王唱紅打黑、整肅律師、全國媒體輿論高度一致地高唱讚歌的年代，有不少學者勇於單刀付會，大聲疾呼、要求依法打擊犯罪，並提醒當局不能將「打黑」變成「黑打」。在情勢非常嚴峻、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下，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更是不畏強權，在薄王的政治光環如日中天的時候，奮然寫就了一封「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強烈譴責重慶法律界喪失法治理想、放棄司法中立立場、毫無原則地大搞「大三長會議」未審先判。賀教授在那種政治環境下，敢於向政治紅人亮劍，敢於在萬人皆醉的情況下唯我獨醒，敢於以一己的綿薄之力大戰風車，其英雄氣概著實令人無限欽佩——我想他不僅是一個「可能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青年人物」，還應當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功臣。
除此之外，海外不少仁人誌士為了推動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地搖旗吶喊。儘管有的人心術不正，只是想通過如此的做作謀求海外生存資本，但不排除真正想要推動中國社會民主轉型、現代化轉型的真心英雄的存在，這一部分人如果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也將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功臣。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法律界同樣有不少法律人士忍辱負重，在當前較為惡劣的司法環境之下堅守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通過個案來實現公平正義，通過公平正義實現民主轉型。有的身為法律學者，堅持在講台上、在學術圈子裡、在一切可以公平的場合宣講普世價值、宣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我看來，其實普世價值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不矛盾，宣講普世價值或者宣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應當光明正大地講，不應該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有的身為體制內的司法人員、政府官員，也是在努力地篤行他們心中那份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想，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部分司法人員、政府官員，在當前的法治環境下，他們的堅守和付出尤其難能可貴，要不是有他們在體制內的堅守，諸如趙作海冤案、張氏叔侄冤案，甚至是聶樹斌冤案等都難以昭雪、難以重見天日。至於體制外的法律人，多以獨立的律師居多，遺憾的是，在三十萬中國律師中，以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為己任、以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為己任的律師簡直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律師從業的目標仍然停留在如何更好地改善生活，大家所比拼的是：開的是什麼豪車？住的是多大的別墅？銀行存款餘額已達幾位數等等。
當然，律師業務、法律服務的領域是多方面的，社會有需求、律師就應該提供服務，這樣的安排當然無可厚非，但如果僅把人生目標確定在高收入、高營利的目標上，未免顯得人生的格局太低了。不過，在三十萬的芸芸律師之中，也有那麼幾百名律師，不為金錢所動，不為強權所懼，為了理想、為了中國法治建設、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發展而努力奮鬥，他們當中，有的人為了公義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有的被吊銷或者註銷律師執業證——連自己的營生都無法保障，有的被污名化——成為了官方媒體眼中的「黑心律師」。
這一部分人，誰將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功臣，如今很難定論。因為歷史還在繼續，誰都無法預測誰在下一個歷史關口他將會做什麼，在漫長的歷史轉型過程中，人的變數是很大的，今天是民主的功臣，說不定明天又轉變成民主的敵人。總之一句話，人在做、天在看，歷史將為每一個人做見證；誰上天堂、誰下地獄，歷史自會有定論——這樣的定論，或許不用等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