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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urn》書評(下):美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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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urn》書評(下):美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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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角度觀察,我們可以從告魯夫的自傳中認識到荷蘭社會意識形態對「全能足球」發展的影響。告魯夫的球員生涯後期曾經短暫退役,其後在美國再次復出;在美國效力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對他的球員以至及後教練生涯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他就曾經在訪問中提到離開自己的過去、在美國由零開始是他其中一個最正確選擇。究竟美國這個被視為「足球沙漠」的國家,如何影響告魯夫的職業生涯以至到他往後價值觀?

文:吳能鳴

31歲對大部份球員是職業生涯的高峰,但告魯夫卻在這段時間選擇退役,部份原因在於當時他極具爭議性地缺席1978年阿根庭世界杯的決定。退出球員生涯的告魯夫避過了如惡犬般的傳媒評擊,但迎接他的卻是一群覷視其財產丶如餓狼般的商賈;僅僅退役的一年間,告魯夫的資產就被商人誤導下幾近蒸發,幸而在外父兼經理人協助得而解決財政問題,告魯夫亦為了往後的生計而重新投入足球的懷抱。來到陌生的國度,告魯夫卻遇上熟識的身影,他加盟的球隊:洛杉磯阿兹達克(Los Angeles Aztecs)正正是由恩師米高斯帶領,而他亦慢慢重拾比賽狀態。僅僅為球隊效力一個球季,告魯夫就奪得北美足球聯賽的最佳球員,但隨著阿兹達克被墨西哥收購,球隊走向拉丁美洲化,告魯夫亦被交易至首都球隊:華盛頓外交官(Washington Diplomats)。

告魯夫在自傳中並沒有太多著墨於球場上的經歷,但從其他資料中可以發現在華盛頓外交官效力的體驗對於他日後的教練生涯有極之深遠的影響。不難想像充滿獨特想法的告魯夫對於足球戰術自然有一套獨到的見解,在效力阿兹達克時球隊由華盛頓外交官時,他的教練換上名不見經傳的哥頓伯特利(Gordon Bradley),衝突似乎是無可避免。告魯夫在效力期間不單止會質疑教練的用人,更加會在球場加入自己的戰術理念,甚至在如教練般指示球員的跑動與站位。因此,在華盛頓外交官效力的時期可說是告魯夫的實習課,為日後教練生涯鋪上康莊的大道。

美國之行除了使告魯夫能夠體驗教練的工作,美國與歐洲不同體育制度也豐富了他的戰術思維。與歐洲球會式的組織不同,美國的青訓工作是由學校為基礎,當他們訓練運動員的專業技能同時也要求他們有一定的知識水平,告魯夫在自傳中就曾經形容美國的培訓制度是能夠讓「真正的愛因斯坦理解運動,一個真正的運動員了解愛因斯坦(A real Einstein understands sport, and a real sportsman understands Einstein.)」。在美國的體驗,告魯夫更深切認知到頂尖的運動員都不可能是愚蠢的,優秀的運動員能夠迅速分析不同的情況並作出適當的反應,因此告魯夫在教練生涯就經常告誡球員:「足球是用腦筋思考的遊戲,你需要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出現,不遲不早(Football is a game you play with your brain. You have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moment, not too early, not too late.)。」

美國是以追逐夢想而聞名的,在美國經歷三個球季後告魯夫似乎也把一個夢想帶回歐洲。長期的吸煙習慣與心臟病使告魯夫的教練生涯被迫提早結束,但他仍然希望進入球會管理層,嘗試打破傳統的歐洲球會的運作模式。告魯夫在結束教練生涯後曾經在巴塞隆拿擔任技術顧問,他最重要的成就在於是支持列卡特與哥迪奧拿成為球隊的教練,建立「夢二隊」與「夢三隊」的皇朝,但隨著巴塞隆拿的主席換屆、拿撲達離任,告魯夫也離開了巴塞隆拿,並回到母會阿積士擔任技術總監的工作。我們在告魯夫的推薦教練的人選上可以找到一個共通點,在巴塞隆拿時他推薦列卡特與哥迪奧拿,阿積士時他提拔雲巴士頓、法蘭迪保亞、鍾克等任職教練工作,這些人選無獨有偶都是「紅褲子」出身,而在自傳中他解釋是這些用人的決定是希望建立一支由真正足球員營運的球隊。如果要探究他這個夢想的由在,或者要追溯他在美國接觸的一場社會運動。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國內掀起一股所謂「反文化運動」,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誕生的新生代領導這場文化運動,對於概有、傳統的價值觀作出批判,也對於未來和平、正義與共融的社會作出追求,因此當時越戰的議題成為這場「反文化運動」的戰場,而「權力歸花兒運動(Flower Power Movement)」則是當時的其中一場反對越戰的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最其象徵性的一幕是年輕的示威者向手持武裝的防暴警察獻花,呼籲當權者放下行使暴力的權力。告魯夫在其自傳中就曾經多次指出自己深受「權力歸花兒運動」影響,把足球隊權力回歸足球員本身,似乎就是這場美國社會活動在足球場上的寫照。

告魯夫夢想般的改革最終敵不過現實的球壇,但美國帶給他的影響仍然保留在日後的退休生活中。結束球隊管理層的工作後,他專注在兒童教育的工作,在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妹妹尤妮絲.甘迺迪(Eunice Kennedy Shriver)的啟發下,他以自己的名字成立告魯夫基金會(Johan Cruyff Foundation),為兒童特別是身理或生理殘障的一群提供運動的場地與相應的配套;其後他更加成立告魯夫學院,為有志以運動成為專業的人仕提供管理、教練及市場營運等教育。

總括告魯夫一生,他的足球員生涯在荷蘭成名、在西班牙走到高峰,而他的領隊生涯則在美國啟發,再重回西班牙實踐。美國有別於歐洲的運動文化無疑是把告魯夫由世界頂級的運動員改造成追逐夢想的理想主義者,對於美國的足球發展,告魯夫就曾經預言美國奪得世界杯冠軍只是時間的問題,但這個預言到他離開人世的一刻都未能實現,美國更加與荷蘭一樣將會缺席2018年世界杯決賽週。告魯夫的離世似乎像徵著荷蘭與美國兩支球隊走入黑暗期,要走出黑暗步向光明的路途看似是遙不可及。

後記:種子與兒子

就如前文所言,隨著告魯夫的離世,荷蘭足球的發展亦步入寒冬,接年錯失晉級歐洲國家杯與世界杯的機會,這支曾經位列世界第一的球隊在幾年間跌出頭十位而外,而未來的前境亦不容樂觀。為了使曾經盛極一時的足球復甦,荷蘭國內都想盡辨法挽回劣勢,但看看眼下的荷蘭球員,他們既沒有細膩的技術,也沒有利用空間的智慧,再看看告魯夫對於青訓的主張,他認為六人制的足球是訓練年青球員的最好方法,在六人制足球下,球員要求的是在狹小的空間下進行一對一的進攻及防守但同時又要在有限的空間下前、中、後三線之間作出傳送,這種訓練的方法一方面能夠提升球員的個人技術,另一方面又能夠改善球員對空間使用的能力;但奈何告魯夫的主張不被主流所接納,至今只是被應用在告魯夫基金會作為宣傳體育文化的方法上。

老年的告魯夫固執的程度近乎令人討厭,他總是看不起、或者說是妒忌別人以不同的方法取得成功(主要是針對防守體系的足球風格),這可能是基於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性格障礙。在自大、驕傲、固執性格的背後,告魯夫卻是慈父的代表。對於兒子一直在自己巨大的陰影下成長他會為此而感到內疚,同時又對兒子能夠創出一番成就而感到驕傲。佐迪告魯夫的球員生涯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如父親般精彩,但他退役後卻在以色列打響名堂。自2012年開始任職特拉維夫馬卡比(Maccabi Tel Aviv)的體育總監開始,他便帶領球隊在國內勇奪佳績,在今個球季他更加嘗試挑戰自我,決定卸任體育總監的職務執掌帥印,以總教練的身份帶領特拉維夫馬卡比爭奪冠軍。眼下荷蘭足球雖然處於低谷,但放眼將來如果六人制足球的青訓主張能夠被重視與佐迪告魯夫的管理能力能夠被運用,或者這些告魯夫播下的種子有朝一日能夠茁壯成長,為荷蘭足球的未來創造一番新境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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