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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國際

民主疲憊 文明倒退?

民主疲憊 文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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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近建議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及副主席任期限制,引出復辟帝制、終身獨裁的猜想和議論。公共輿論反映的一個主要憂慮,是擔心中國將陷進一次政治甚至文明大倒退。其實類似擔憂也見於當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俄國的普京、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奧班、波蘭的杜達、美國的特朗普、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等上台後。一位已故社會學者曾於上世紀末預言,21世紀將變成一個「專制威權的世紀」(century of authoritarianism)。回看世界各地近10多年發展,這預言的「表面證據」似乎成立。

向自由民主說不

德國Suhrkamp Verlag出版社編輯Heinrich Geiselberger,去年編輯出版了一本題為《大倒退》(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的文集,邀請來自歐美的學者和評論員分析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的社會脈絡下,以情感主導的民粹政治如何乘時興起,而歐美自由民主政體和多元文化社會又如何不斷受到衝擊以至面臨解體。

文集第一篇文章是人類學者Arjun Appadurai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探討全球逐步離棄自由民主、投向民粹專政的當代趨勢。作者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為何從領袖到民眾都厭惡自由民主價值與體制?政治領袖貶抑自由民主,不難理解,因為多元紛雜的聲音、漫長的商議討論往往被認為會拖慢施政效率,掌權者自然嫌它阻手礙腳;而民眾不喜歡自由民主的原因則源自瀰漫於當代社會的焦慮、憤怒及妒恨等集體情緒。

「民主疲憊」現象在上世紀20和30年代也曾出現。正如已故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於《極端的年代》指出,20世紀初的歐洲見證了自由民主政體逐步走向衰敗,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政體所建基的4個必須條件——包括社會已建立根深柢固的自由民主共識、不同選民及社群之間願意共融商議、相對豐裕的經濟狀况、不需政府扮演積極主動的管治角色——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相繼消失,造成法西斯和納粹等極權興起。

然而Appadurai認為,與上世紀不盡相同,當代民主退潮體現了3種新的社會脈絡,包括(1)互聯網及社交媒體興起和普及,製造出一圈圈同溫層,讓民眾愈來愈習慣於不需與不同政治立場社群商議討論,樂於活在同聲同氣的集體氛圍,建立一種與尊重多元差異背道而馳的虛幻公共領域;(2)經歷了三數十年全球化洗禮,一國之內的「經濟主權」正逐漸消失,政權愈來愈無能於回應及解決國內民眾面對的經濟風險、問題和焦慮,於是傾向轉移視線,將社會矛盾外化,縱容甚至鼓吹仇外、反移民、種族歧視、不容忍小眾、宗教極端主義,嘗試建立一種「文化主權」以置換喪失中的「經濟主權」,掩蓋了當代新自由經濟與權貴資本、專政統治合謀的底蘊;(3)伴隨全球化擴散的,是建基於歐美自由主義的人權意識形態為世界各地移民提供了一種最低保障,亦促成了近年困擾歐美國家的移民潮出現。

Appadurai進一步指出這3個新出現的社會條件,再加上全球經濟不平等擴大、社會福利倒退、金融化及伴隨而至的對經濟風險增加的焦慮,令我們對緩慢的民主商議、公平合理的程序等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柱愈來愈失去耐性,同時對多元異聲不再容忍,最終投向民粹、專制甚至極權懷抱。

這富有洞見的分析有助我們理解當代正走上離棄自由民主之路的國家,其政治領袖由於無法控制國家「經濟主權」、實質解決民眾生活問題,往往只能借助排外及高舉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同時打壓國內文化小眾、異議聲音、平等多元價值,鼓勵宗教極端主義、性別歧視等方式,嘗試轉移視線;民眾方面則以選票或其他方式提出他們的不滿。票投專制強人或反民主政客的各地選民,主要表達的是對既有代議政制並未能照顧其利益和明白其情感的厭倦。

循此角度我們不難理解,特朗普最近倡議的進口關稅其實很可能只是中期選舉臨近的一種政治姿態。很難相信全球經濟已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况下,美國政商領袖會容許全面的國際貿易戰。同樣道理,我們也不應期望失去「經濟主權」後的香港財政預算案,能夠提出方法認真而系統地回應、長期而全面地解決本地民眾生活訴求。因此為什麼最新財政預算案一出,招惹最多的回應竟是全民報考免費DSE(中學文憑試)及全民派錢(或回水)等建議。這些民間聲音自然不一定是深思熟慮的反響,更多的是一種不滿或憤怒的情緒投注。這大概也適用於分析為何仍有不少選民願意把手中選票投給反自由民主的建制派——以釋法DQ(取消資格)、修改議事規則禁止或打擊仔細質詢、司法覆核、拉布等維護程序公義、多元異聲的民主體制的政治力量。

告別「文明」的情感政治

《大倒退》中另外兩篇文章補充了有關民眾的情緒政治的分析。一篇是剛離世不久的社會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遺作,他借用了Umberto Eco的觀察指出當代民眾之不能容忍他者,建基的是一種對「未知」(unknown)的恐懼情緒。這種情感最危險之處是它並非依據任何明確的教條(或意識形態),而是衍生自一種存活於不確定年代的情感狀態,一種由政權不斷放棄其對國民生活和未來的責任(例如我們的財政預算案)而造成的前途未卜焦慮,並被轉化為仇外憤怒情緒、妒恨政治,造就互相不信任的社會氛圍。與Appadurai相似,鮑曼的分析也建基於全球化下一國之界限的逐漸失守,因此援用過去依據民族國家框架所衍生的政策工具,希望能回應新的文化、經濟的跨界聯繫及其產生的後果,只是緣木求魚。

另一篇題為「Decivilization: On regressive tendencies in Western societies」的文章,作者Oliver Nachtwey點出當代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建基於仇恨和報復的暴力,民眾已不再忌憚於直白表露各種過去被「文明」監控的情感,例如妒恨、憤怒。如果「現代文明」的根本,如佛洛伊德所說在於人類對自身七情六慾的規限、控制和管理,而壓抑自由民主的專制及伴隨而至的暴力則是反「文明」的標記,那麼近年湧現的經濟掠奪、赤裸仇外、欺凌小眾、濫用法律等政經暴力或可被視作「文明的倒退」。

面對這全球性的「文明危機」,《大倒退》的3位作者均嘗試思考可能的出路。Appadurai看到全球化在催生仇恨暴力的同時也打開了容讓民間跨界聯繫、作社會自救的窗口,從中我們可探討一種由下而上的全球化方向;呼應Appadurai的思路,Nachtwey強調在傳統社區消失、國家政權失效、社會福利解體的全球脈絡下,重建各類民間組織的重要性。因為面對前景不確定、風險處處的年代,日益原子化的個體往往只能在民間社群和組織中找到願意聆聽其聲音之所,從而生長出一種能夠掌控自身、介入社會的主體意識,孕育民主與文明的價值與行為。最後鮑曼補充,要發展出能有效回應當代社會與文化危機的具體方法和措施,並非一蹴而及的事,為此我們需要一場新的文化上的革命,當中包括長期思考與計劃、冷靜腦筋、鋼鐵意志和堅強勇氣,而最重要的是擁有一個全面而認真的長遠願景及大量耐性。

這些建議對於同樣正步入民主疲憊、文明倒退時代的我們,恐怕值得認真對待。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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