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賣官醜聞揭經費危機,國家撥款可是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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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官醜聞揭經費危機,國家撥款可是良策?

 

正被白高敦“逼宮”的貝理雅最近可謂禍不單行,三月中旬突然被揭發涉嫌“賣官鬻爵”。事因在他公佈的上議院議員提名名單上,有四人被查出曾於大選前夕貸款予工黨作競爭經費,總額達1400萬鎊。負責資格評核的上議院任命委員會隨即建議首相府撤銷四人的提名。根據相關任命法,貝理雅有權不顧該委員會建議繼續其任命,但礙於公衆壓力,他還是在411日公佈的任命名單中刪除了此四人。

 

在民主國家,各政黨的活動經費除了靠常規收入如黨員的黨費等,還要靠支持者的政治捐獻。然而,爲了顯示沒有私相授受,捐獻情況必須高度透明,誰捐了多少錢,每一筆都必須清楚地公佈出來,以便媒體與公衆進行監督。根據英國的政黨捐獻法,任何超過5000英鎊的捐獻均須依法公佈,而以貸款方式籌措而來的經費則視乎利率而定,若屬優惠利率則必須公佈,商業利率就不在此限。這正是引起該次爭議的法律漏洞所在。事實上,醜聞中的四位貸款人均以商業利率貸款予工黨,不作公佈並未違反有關法律。此外,其他數位被提名的社會名流均與工黨沒有金錢關係,更使指控難以成立。但是,借錢後“恰巧”又獲提名進上議院,很難不讓人有“賣官鬻爵”的感覺,質疑首相的個人誠信。

 

醜聞爆發後,貝理雅迅速公佈其捐款者名單,配合蘇格蘭場的調查,接受選委會的建議規定以後任何貸款都必須公佈,並承諾削減首相對上議院議員提名的權力。諷刺的是,當年推動“政治捐款必須公佈”這一道德要求變成法律條文的,正是貝理雅自己。之前幾百年間,英國政黨都無須向公衆交待經費來源,還可以接受海外捐款。工党一上臺就立法,建立了頗清廉的形象,這次卻自己違反自己的立法精神,無怪乎貝理雅相當尷尬。

 

然而,“賣官鬻爵”醜聞背後最值得關注的卻是英國政黨經費不足的問題。雖然連續三次贏得大選,但領導工党的難處,貝理雅其實是啞巴吃黃連。代表階層的不同,決定了左翼政黨總是更難籌措經費。在美國,每次總統選舉民主黨的經費都要比共和黨少。在英國,保守黨也一直比工党富裕。過去幾年工黨一直背著1600萬鎊的沈重債務,在國會附近的工黨總部舊址甚至有沽售傳聞。參加伊拉克戰爭後工党流失了大量黨員,每年黨費損失數十萬鎊,而一直支援著工党約四成經費來源的各工會近年也因會員減少而拿不出錢。遇上選舉年,政治廣告、選舉傳單、集會演講、民意調查、交通聯絡通通要花錢,向富有的支持者借錢貝理雅實在是逼不得己,錯主要是錯在他犯了缺乏透明度這一從政治者的大忌。

 

一個依賴政治捐獻的制度的危險,在於政黨有可能替捐獻者謀取個人利益。像是次醜聞一樣,即使不存在確鑿證據,這一利害關係的存在始終惹人猜疑。那麽,可否用國家撥款的方式取代現行的政黨籌款方式?事實上在法國、瑞典、德國和日本,政黨的大部分經費都是按贏得選票的比例由納稅人支付。但政治學上一般認爲國家撥款有不少缺點。首先,按大選得票比例撥款有可能反映不了正在改變的民意。其次,按黨撥款可能會阻礙新的政黨的組成。當有部分議員要從一個舊政黨中脫離出來組織新政黨時,他們可能無法獲得任何撥款。而最重要的是,由於不依賴支持者的捐獻,政治精英們有可能脫離大衆。

 

英國評論員Andrew Rawnsley認爲可設置私人捐獻上限,例如一萬鎊。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防止財雄勢大的捐獻者操控政黨,二是可以刺激政黨積極開發新黨員,增加常規收入。這也能同時改善選民的政治冷感,挽回近年來不斷下跌的投票率。但這種的方法相當激進,有可能使各政黨馬上陷入財政困難,政治上不可行。就該問題的長遠解決方案,貝理雅委任了菲利普斯爵士進行檢討,年底就會有結果。如無意外,菲利普斯會提出一些溫和的建議,國家撥款看來將是其中之一。屆時,撥款額怎樣與贏得選票或黨員數量挂鈎,以及它在政黨經費中的百分比將是最受注意的部分。

 

此外,該次事件還有可能間接推動上議院的改革步伐。工黨政府在1999年廢除了大部分的世襲議席,改爲由各党領袖提名、首相任命的終身議席。但是這離工黨政府要令上議院具有更多“選舉産生的成分”的目標還很遠,該次醜聞無疑從反面證明了委任制度不如民主選舉。問題是撤掉四個提名使工黨失去上議院的有效大多數,眼下將面對更爲複雜的政治形勢。

 

(本文之簡體版本亦于近日刊於大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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