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梁振英出席公開場合，趁機替董建華年代的房屋政策平反，「包括我、董生在內，好想推八萬五。如果當時我們能夠堅持，如果當時我們可以從理不從眾，相信今日香港的房屋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強調「從理不從眾」的重要性，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片面，甚至錯誤的。
泛泛而談，確難反對「從理不從眾」，但理之所在，卻非不證自明那麼簡單。有一些道理善惡分明，易於判斷，像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UGL5000萬元秘密款項，涉嫌違反賄賂條例，即使普羅大眾如「紅底」屈穎妍般死撐689，廉政公署及律政司都應該秉公辦理，從理不從眾，盡快提出檢控。香港的房屋問題，則錯綜複雜得多，涉及不同階層在不同階段的不同權益計算，像689般輕言看透全局，自己站在真理一方，除了說明這人喜歡耍嘴皮，撿便宜，更折射出香港這城市的悲哀——這片土地，原來曾經被這樣一個無德無能的人管治五年。
梁振英的無德無能，有無數人談論過，不贅。正值土地大辯論，筆者在這裡就借房屋問題，探討一下689的頭腦有幾簡單。一個在測量師界打滾半生，做過特首和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人，對困擾香港人多年的住屋難題，居然停留在「只要盡量起樓便能解決」的思考層次，實在叫人O嘴。由此可知，他完全缺乏從過去失敗經驗吸取教訓的能力。其無料扮代表的程度，相信比前財政司梁錦松有過之而無不及。（關於後者，可參考筆者的《又一個踩低年輕人的權貴 — 梁錦松》）
過了多年，公眾就算減少了對董建華的憎惡，八萬五的污名猶在，頂多看成好心做壞事的一大例子：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經濟大衰退，樓價大跌，負資產滿街，八萬五的原意即使不壞，但藉著設定硬指標，展現全民大煉鋼的決心，背後卻沒有高水平的實證研究支持，對應時勢變化欠理論根據，執行上欠缺針對性和靈活性，本身便犯上決策者之大忌。結果，在樓價向下調整時加大插水的力度，殃及整體經濟，苦主由維園塞到去中環。更要命是，八萬五徹底扭轉打後多年的房屋政策：減少土地供應、停建居屋、撤消租管等等，乃房屋供求失常、樓價飆升不止的遠因。
梁振英在此時出來抽水替八萬五平反（明明過去曾劃清界線，否認八萬五是他的主張）重點真的不在這個人有幾反口覆舌，見風轉舵——這些早有定論，毋用重覆。梁振英之差劣，其實在於獻醜而不知要藏拙。他至今仍不知道房屋問題的核心是甚麼。
中大地資系教授伍美琴強調策略性規劃的重要性，她今年五月在《香港家書》指，即使找到土地，但現有制度不改，難以保證可惠及最需要土地房屋的人，因為他們正是目前發展制度的受害者。而研究聯合國有關住屋權的公約的評論員黎恩灝，亦曾撰文分析，指出土地辯論涉及更高層次的管治理念和價值問題，他提出在香港很少人提及的適足住屋（adequate housing）概念。由此我們可以推論，要逐步解決香港短、中、長期的房屋問題，照顧到基層市民和弱勢中產的迫切需要，把焦點集中在梁振英、梁錦松和一些經濟學者所主張的供求關係之上，說甚麼要盡可能搵地、造地，根本不會對症下藥，甚至繼續重蹈過去迷信市場力量的覆轍。
伍美琴教授表示，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即關乎土地分配不公義的問題——如果689和附和官方立場的經濟學者不同意，請不要預設某一派經濟學理論等於自然科學般的真理，應該先後設地論證問題的性質，證明單從供求關係入手，對改善香港人住屋問題已足夠，關乎公義的制度改革和策略性規劃完全不必要。香港房屋問題，涉及管治者的無知、放任市場經濟思想的猖獗和長遠策略性規劃的嚴重失誤，並非始於今天。追源溯始，先後任過特首的董建華和梁振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689到了今時今日，仍如此自以為是，如此自我感覺良好，究竟用哪一個字來形容他最為貼切和準確，便交由讀者自己定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