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談到他的工作時，講到每天的境況如在戰地中 (1)。當醫院在非流感高峰期時已經逼爆，在流感高峰期時，根本就負荷不了。他感嘆：「假如醫生護士集體罷工，相信政府就明白如今已經勢危。但，政府就是知道做醫生的不忍見病人垂危而見死不救，有持無恐地利用了我們的醫德—也許我們也成為了制度的幫凶。」其實這，正正就是所謂的「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Moral Blackmail，下簡稱為道德勒索），是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並左右其行為的現象 (2)。針對如今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源於醫護人員往往承擔著「照顧患病者」的道德義務。政府和醫院即使要求醫護進行過多任務、人手又不足、卻顯示出「你們不可以丟下病患不顧」的態度；醫護人員基於「道德義務」，面對不切實際的要求、也只有繼續工作。他們除了內心承受「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道德譴責外，更要承受來自社會認為「醫護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壓力。
道德勒索另一個可惡的地方，在於社會忽視勒索者本有的「道德義務」。在此例中，政府這個「勒索者」本來有責任兼負起「社會資源正當分配」的道德責任。但，如今港府卻不單沒有兼負起道德責任，更讓一大堆胡來的政策讓事件加速惡化，例如倒錢落海建人工島也不願增加醫療開支。港府亦沒有意識牽頭改革醫療系統、甚或禁止每天150個單程證配額以減少外來人口以減輕醫療系統負擔，卻把所有責任轉駕於醫護上。於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任教的哲學家西門 ‧ 凱勒（Killer, 2016）指出，這種「道德義務」現在是「不正義地」被分配於他人：有些事情本該自己做，但經由道德勒索把義務堆在被害者身上。這是一種明晃晃的剝削、利用，是一種在道德上難以推諉的犯罪。
解決道德勒索的可能
解決道德勒索似乎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被勒索者」不再被「要脅」，堅持要求「勒索者」承擔本有責任。在這個例子中，醫護罷工就是一個合乎情理的做法：只有拒絕「被勒索」，甚至在道德上會做出錯誤的事情（例如令大量病人未能得到醫治甚至死亡），才令政府知道它「怎樣勒索也沒有用」，方有可能拉倒不公平機制。
但，「被勒索者」卻因而必然承受可預見的巨大社會壓力；而，弱勢的一方（包括醫護及患病人民）也必然承受重大的代價，包括人命。所以，首先社會大眾必須了解到施展「道德勒索」的源頭，並停止譴責「被勒索者」。我們必須了解到，「道德勒索」的源頭是政府、視人命如草戒的亦是政府（而非「被勒索者」，即醫護），與醫護站在同一陣線，逼使政府面對其罪行，方有機會消除道德勒索。
不過坦白說，以香港的狀況（我是指人民素質的狀況），到底有多少人可了解到這一點並予以實行？這，倒是個更大的問題了。
參考資料：
晴報（2019）。流感高峰病人塞爆病房 醫生嘆港人命賤如蟻。
百度（不詳）。道德绑架。
賴天恆（2017）．你今天被道德勒索了嗎？。
Killer, S. (2016). Moral Blackmail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6), 699-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