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嘗試以上海、前海和深圳取代香港，但終究不能。皆因香港有法治和言論自由的保障，與國際社會接軌，乃中國和西方的交匯點，促進雙方資金、人才和技術的交流，互惠互利。用香港政治地理學者李家翹和蔡俊威的說法，城市是線自然匯聚的點。(註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由不同的線（網絡）交錯／織而成。那些線並非單憑一個國家的意志便能拉在一起的。
香港最大的無形資產，法治和自由所保障的，其實是向中共說不的權利。國際社會信任和加持香港，說到底也是基於此。靠中央指令打造出來的複製品，有形無實，在於上頭一個指令下來便要跪低，無任何成文法規可推翻聖旨。這是西方無法接受的遊戲規則。況且，中國要複製香港，但抄不到那些受長時間洗禮和沉澱得來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因素，又無符合文明世界標準的公民素質，是不會得到世人認同。正貨和山寨貨很容易分，前者使人有置身於監獄所無的自由和輕鬆。山寨貨再巴閉都好，活在其中的人，一有機會，便千方百計搞移民，背後原因不言而喻。
反送中一役，重創香港聲譽。中國在最後關頭勒住，未派解放軍血洗清場，改由香港警察執行鎮壓任務，正因為不想做得太盡，怕因小失大。香港受制裁，便斷送貢獻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做白手套的利用價值。況且不一刀切，尚有其他方法止暴制亂。政府便一直未停過手，多管齊下，大搞警獨，要赤化香港，同時設法保留金融中心的虛名，騙取世人信任，幫中共走資、洗錢、玩財技、停泊資金和獲取西方技術。
打壓港台只是頭盤，見真章靠廿三條立法，把言論和人身自由大幅收窄，變成政治花瓶。整肅法治方面，中共靠扶植聽話的法律界骨幹，以及利用當中漏洞 ，例如刑事檢控方面有盲點，便借助警察不受制約的權力，維護合符政權至高利益的法紀。鄧炳強率先披露正與律政司硏究引用《反恐條例》檢控爆炸品案被告，再一次宣示警獨，宣示警方主導法律的詮釋、地位凌駕法律部門的政治含意。由警務處處長充當政府「法律代表」的先例一開，意味只要有需要，警方隨時可以反恐名義打壓外國旅客／投資者／在港人士，凍結被警方指控為有問題的資金和銀行戶口，對香港法治的破壞力，比通過逃犯條例有過之而無不及。
難怪戴耀廷形容香港法治變成喪屍，法律體制雖仍在運作，但已喪失了自主、靈氣及人性。事實上，過去大半年警暴得不到法律制裁，使越來越多人否定香港有法治。警方一再選擇性執法，令法庭（被迫）變幫兇，成了當權者打擊異己的工具，已不止是石永泰口中的觀感問題。無論法治，抑或言論自由，所受到的威脅都是毁滅性的。政府的所作所為，除了抗疫方面有聽從真正專家的意見外，其餘大都並非急市民所急，不是為市民福祉著想，而是相反。不用等太久，香港將變成一個無法抗旨的中國城市，使國際社會徹底失去信任，不再加持，不再給予特殊地位，並將進一步加強黑天鵝效應，送一國兩制上西天，附送全球性政治及經濟危機。香港人固然不會好過，中國的代價亦將大到難以估計。
（註一）超越「世界的香港」，回到「香港的香港」，2019年11月8日@《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