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首席副校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堪稱歷屆特區政府最具影響力的顧問。他亦擔任領展獨立非執董多年，替這間惡名遠播的企業出謀獻策。上月底他在一個直播節目中，分析疫情下的經濟走勢及解方。被問到應否限制口罩價格時，王大教授斬釘截鐵地說，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王大教授口中，口罩價格在兩個月內上漲五倍至十倍，意味市場運作良好。「當你支付更高價格，你便可以找到口罩。」原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在王于漸眼中，重要性比不上保持市場運作良好。以王大教授多年來在《信報》撰文所鼓吹的思想去理解，他是認為要讓市場自行調節，調動資源來發揮效用。政府插手，限購限價，必大減市場效率，最終好心做壞事，令巿民利益受損。但現實是這樣子嗎？
正如他自己所講，付得起錢的人便買到口罩。付不起錢，便焗住蒸、翻用甚至無得用。就算隨著需求上升，廠商增產，口罩價格回落，但在這個所謂調節過程完成前，已不知有幾多市民陷於恐慌中，隨時因欠缺應有保障而受感染，造成公共衛生災難（香港房屋問題是另一個靠市場調節，調到港人苦無適切居所的經典例子。這要多得一些經濟學者替地主護航，把問題簡單歸咎為供應不足，而非訴諸城市規劃嚴重失誤，並長年縱容囤地行為）。那麼，維持所謂市場運作良好，究竟是為了甚麼?哪些人可從中取利?是不是連目的和手段何者更重要、更根本也不懂得分？
事實上，疫症爆發初期，沒人知道無合規格的口罩用要承擔多大風險。照王于漸之言，讓市場運作良好，任由奸商囤積救命物資，吊高來賣而政府不加理會，是有可能令大量市民因買不起、買不到口罩而中招。香港避過一劫，並非甚麼自由市場之功，很大程度是市民自發抗疫做得好，加上有足夠運氣之故。如果當初政府處理得宜，不容許「市場」宰割巿民，香港人根本不用擔驚受怕一大段日子。台灣抗疫的經驗，得到全世界認同（除了中共和世衛），正好說明王于漸這種千年政府顧問與時代有幾脫節，只知政府和市場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有幾狹窄。
台灣有民選政府，但民主選舉不是萬靈丹，世上不知有幾多民主國家在這場世紀瘟疫中弄到焦頭爛額。台灣成抗疫典範，其中一個原因是警覺性高，危機感強和反應快。特別是對中共這個強鄰一直保持警惕，很早發出疫情警報，除了封關及時，更保證人民有足夠口罩用，不是交由商家操盤，靠市場調節（筆者並非完全反對市場的功用，見下文）。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處處受中共箝制和干預，加上林鄭政府唯習近平馬首是瞻，不會以維護港人福祉為大前提，政治上先天不足，在抗疫這場仗的表現自然及不上台灣。
但比不上台灣者，還包括科硏軟硬實力，對現代文明社會的想像，以及對科技革新精神的擁抱。台灣抗疫成佳話，並非單單因為有神人唐鳯。唐鳳自己也把功勞歸於民間社會。只要在Google輸入「口罩地圖」吳展瑋，便有大量這方面的分析，不贅。但單靠強大的民間社會並不足夠，我們香港也有連登AI，也有連繫年輕人的TG網絡，但欠缺的是當權者對人民的尊重。其唯我獨尊的心態和政治迫害，把社會一步步推向攬炒，民間社會和政府又怎可能有良性互動，像台灣一樣把數碼原住民的特性——開放數據和自我完善能力——發揮到淋漓盡致?香港的競爭委員會連油公司的市場資料也沒法取得到，怎能奢望政府為民設想，以開放心態迎接數碼年代？
再者，香港很多人被王于漸、雷鼎鳴等主流經濟學者灌輸了多年，迷信大市場小政府，以為非此即彼，渾然不知政府、市場和民間社會三方互動，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最可行方向。
當然，中共視民間社會如洪水猛獸，出盡方法打壓，香港人只有奉陪，甚麼良性互動，只有羡慕台灣的份。香港人做到的，極其量是今次自救抗疫那樣，花超乎尋常的力氣兩面作戰，一面應付眼前危機，一面和當權者對奕，像拉牛上樹般迫政府做一個正常政府應該做的事。
香港人，實在何其辛苦，何其吃力，何其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