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北京有政策要推，會找喉舌造勢，放風測試香港民情，但現在已進入一個特別時期，焦點不再放在民意之上。
中美高層周三會晤，周四人大常委會會議就一直未加入議程，審議港區國安法，這樣的安排不能說是巧合。無論京官、港官抑或建制派打手說甚麼，有幾兇狠/節制都好，也作不得準，始終視乎中美在夏威夷的談判結果而定。雙方有偈傾，港版國安法或會減辣。中美拍枱反面，就不止香港會發生大地震，連國際政治秩序和環球金融格局也有遽變。到時京/港官自會按政治（情勢）需要而生産有「法律依據」的說法，打倒昨日的我，或變本加厲。
談判即使有成，亦不代表一勞只逸，香港可回復到從前的模樣。中國有爭霸的野心，美國決不容許，在巨大的矛盾和衝突前，雙方坐下來傾，只為找一個暫時性、滿足現階段政經需要的權力均衡點。談得成，爭取到多一些時間和空間，中美的後續部署可做得更有系統和步驟，更照顧到權貴階層的利益。相反便有可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打擊對方，搶奪先機。香港無可避免成為新冷戰的原爆點。中印軍事衝突及朝鮮突劍拔弩張，也是在大國的政治板塊和合作關係加快整合和強化下發生，作為釋放本國內部政治壓/張力或互相試探、叫陣的舉措。
《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 Martin Wolf 接受台灣《今周刊》訪問時，便大膽預測短期內全球會出現「無政府」（anarchy）、或「G減二」狀態，因為美中無論如何不會合作，又沒有任何一方能穩據主導地位，「我確定，在未來10年，無論美國或中國都不能主宰世界秩序。我們將處於一段權力真空期，大概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會非常混亂與不可預測。」姑勿論情況是否真的會去到如此混沌而變幻莫測的地步，我們都必須明白，以往很多政治常規和經濟分析的套路將會失效，因為背後那一套穩定的世界觀、國際政治格局和關係正在瓦解。前提改變，推算的結果自然有別。
好笑是有本地經濟學者認為，參考美國制裁伊朗的經驗---在1979年兩國已交惡，直至2006年伊朗成功生產濃縮鈾才招來美國出重鎚---推想香港短期內不會受到美國嚴厲的金融制裁。結論可能真的會畀佢撞彩撞中，但以時間作為一個主要考慮因素，就未免太想當然，單單新舊兩個世界的局勢和利益鏈就有千差萬別，不能如此簡單做類比。世界將變天，同樣接受《今周刊》專訪的前 IMF 首席經濟學家 Maurice Obstfeld 坦言，自己無法斷言疫情過後的世界局勢發展，究竟會比較接近一九一九年（一戰後）或一九四五年（二戰後）。筆者認為，比較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歷史/發展軌跡充滿一觸即發的變數，直至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來臨。
當年奥巴馬以「Change」為競選口號，滿足到選民的求變心態，順利當選。可憐香港人並沒有真普選的選票，要「改變」，只能靠槓杆原理促成攬炒，博一博。
結果更壞都好，起碼是自己揀，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