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韓江雪 / 編按: 這本書即將出版, 大家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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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這篇文章的題目後，在網上搜尋，才驚覺到原來香港一直沒有關於「公共知識份子」的討論；應該說是連「知識份子」的討論也很罕見！在香港，我們有的是學者、評論員、作家、名嘴、才子……公共知識份子在大陸卻是個熱哄哄的話題，去年四中全會之後，更成為中宣部點名批判的對象。到底是香港不需要公共知識份子，抑或香港根本沒有公共知識份子？
毫無疑問，學者、評論員、作家……指的是職業、是工作的崗位，公共知識份子指的是「社會的良知」、「獨立的人格」……諸如此類，兩類概念絕不可能混為一談，箇中分別，大概亦毋須多費唇舌解釋。公共知識份子在香港「缺席」，顯然並非由於語言習慣的分別，而是基於更深層的歷史文化因素。
香港嬰兒潮的精英，六、七十年代中港兩大的畢業生，除了成為港英政府的AO、華洋企業的管理高層或是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亦有相當部分加入了學術界。在社會及人文科學的領域，他們更可說是本土學者的第一代。那時香港社會急劇變化，九七問題又逐步迫近，不但為他們帶來嶄新的研究課題，亦為他們帶來介入政治的歷史機遇。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展開，議政團體、論政團體如雨後春筍，嬰兒潮學者便成了其中的骨幹。
嬰兒潮學者走出象牙塔參與政治，總難免帶點犬儒的味道。但不要忘記，嬰兒潮精英皆曾經歷過「火紅年代」，參與過「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大辯論，對意識形態的爭論一點也不會陌生。雖然他們在香港回歸和民族立場上大致相同，但殖民地的文化背景同樣根深蒂固，也不至盲目相信「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諾；雖然他們出身自反建制，然後復又投身於建制，但始終對政權和權力抱有一定的懷疑態度。
畢竟學生運動是一回事，現實政治又是一回事。那個時候，中央由胡耀邦、趙紫陽主政，鄧小平更受到極高的推崇。開放改革為人民帶來了溫飽，政治改革似乎也呼之欲出……在香港前途問題上，「一國兩制」更堪稱史無前例的偉大發明，令人憧憬兩岸統一也為期不遠。總而言之，反殖的傳統意識加上時代的樂觀情緒，嬰兒潮學者很難不對政治前景感到亢奮。
當時我剛好在大學唸書，就曾親身經歷過學生運動向新建制全面靠攏的日子。基本法草委、諮委的話語是主流話語；學生會接觸最多的機構叫新華社，學聯所作的一切決定，最關注是《文匯報》和《大公報》翌日的反應；當年我也參加過北京交流團，曾經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握過手，照片至今還留在抽屜裡……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只是「六四」一至，世界才完完全全的倒置了過來。
反諷的是，愛國愛黨的情懷因「六四」而跌至谷底，香港的民主步伐卻因「六四」得以加快，令部分嬰兒潮學者「紅運當頭」，「忽然」踏上了參政的坦途，齊齊透過直選晉身當時的立法局；至於仍然留在建制外的，則事不關己無心戀戰，無可避免地被迅速邊緣化，最終只能淡出政治的圈子。
猶記得在八十年代，《百姓》和《七十年代》（後來的《九十年代》）都是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重地，但它們到九十年代中已相繼結束，讓位予冒起的《壹周刊》和《蘋果日報》。回歸之後，香港僅有的獨立社科類出版社──青文書屋和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亦相繼淡出或結業，卻沒有引起多大的迴響。
無論從極左走到極右、從反建制走到親建制、從親英到親中，然後又從親共走到反共，不同背景的嬰兒潮學者們，表面上是一個極端走到另一極端，但骨子裡卻有著始終如一的地方，就是圍繞著「主權」或「政權」的問題來兜圈，對權力中心又愛又恨、又羨又妒，始終無法逃出它的影子。有些學者未入建制便盡情的罵、加入建制便盡情保皇，可說是這種心理狀態的最佳寫照。
應如何解讀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現象？有人或會從傳統士大夫的心態入手，指出歷來中國（所謂的）知識份子，皆沒有獨立的人格，要麼便是投承獻媚，要麼便是叛逆謀反，根本沒有中間的灰色地帶。張藝謀的《英雄》被指獻媚，其實他只是對傳統知識份子的兩極化心態，刻劃得異常細緻而已。亦有人會從「後殖民」的奴才心態，來說明香港雖不斷進行非殖化，但殖民地時代的「主子－奴才」習性卻沒有改變。（所謂的）知識份子要麼就是繼續自命被欺壓的「奴才」，要麼就是希望充當殖民地的「上等人」，藉狐假虎威來壓榨其他人，始終缺乏自主自立的能力。
到了九十年代，大批嬰兒潮學者淡出政治，除了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外，亦與大學之間資源競爭劇烈、學術要求和工作壓力劇增息息相關。不少嬰兒潮和新一代的學者皆曾表示，在新制度下他們根本沒空間撰寫時評，又或積極投入政治活動；一些人則明言，要花幾年拿到長工資格（tenure）後，才可以放心參與社會事務；但亦有人擔心由於政治取向問題，最終會影響到他們的飯碗，只好「為五斗米而折腰」，在言論上作出「自我審查」。
相比之下，新一代學者的空間還是大一些。原因之一是他們還年青，在大學裡的職級較次，又或根本只是合約工或臨時工，用不著爭取表現和尋找升職機會，總而言之，就是丟飯碗的「機會成本」較輕；另一原因則是大膽敢言，倒頭來或會令校方有所顧忌，反而不敢向他們開刀，而這可能是保住飯碗的更佳辦法！因為「鍾庭耀事件」已製造了一個上佳的先例。
不過，若從更廣泛的政治環境去看，新一代學者打從開始就缺乏政治參與的渠道，反而會為他們帶來一定的政治「中立性」。在政黨政治的大格局下，獨立參政難免舉步維艱；至於其他的諮詢架構和位置，又早已被嬰兒潮一代所霸佔。在「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限制下，大眾傳媒似乎已成為新一代學者可茲利用的唯一工具。
九十年代亞視的《龍門陣》節目，以及其後衍生商台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可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意味著不需進入建制，甚至不需基層動員，不需群眾參與，也可以直接介入政治事件，直接發揮超乎尋常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學者和評論員，可以更超然獨立的「名嘴」身分，推動社會改革的進程。當然，若從事後回看，這種「超然」、「獨立」到底孰真孰假，也就難以再作深究了。
可以說，和以往學者「仗義執筆」相比，「仗義執言」來得省時、快捷和俐落，社會反響就更大得多──箇中當然亦包含了加鹽加醋、煽風點火的因素在內。在後過渡期數年，香港社會的無力感和壓抑感極重，這種民粹式的、宣洩式的政治介入方式，提供了沒有可能中的可能性。更加重要的是，文字從來都「無價」的 ──難以透過商業形式生存；但開咪的金口卻奇貨可居，竟然可以成為電台收聽率和廣告收入的保證。
因此，政治和商業遂以獨特的方式結合，形成了一種「新興行業」、一門生意，至今仍歷久不衰。沒有人會再去深究，政治和商業之間的微妙糾纏，良心和計算之間的微妙結合，批判性和收聽率之間的微妙關聯……
毋用多言，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乃來自Richard Posner《公共知識份子》一書，作者開宗明義的題旨，正是考察美國公共知識份子「墮落」的過程。問題卻在於，公共知識份子到底是已逝的歷史現象，抑或只是作者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所謂獨立於權力和金錢外的公共知識份子，在美國到底又是否曾客觀的存在過？這正是本書一直廣受非議之處。其他地方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我想香港的情況應該是，大家對「理想中」的公共知識份子是否存在過，根本從來也沒有抱過任何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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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這篇文章原寫於2005年10月。在文章完成後不到四個月，關信基、鄭宇碩和陳祖為等嬰兒潮精英學者，皆紛紛「下海」加入公民黨的核心工作，看來要延續十多年前未完成的使命。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何安達和劉世良兩名傳播界紅人，雙雙獲邀成為曾蔭權班子的要員，並且引起廣泛的社會迴響。兩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但和本土學術界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突然晉身特區政府權力中心，是重新走回上一代嬰兒潮學者的老路，還是能夠另創一番新的局面？他們只是政務官曾班子的「民主花瓶」？抑或代表著一個治港新時代的開始？
無論如何，和新任律政司長黃仁龍一樣，何安達和劉世良皆只是四十出頭，在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局長中堪稱「童子軍」。要打破建制的積習和因循，相信他們還有很的長路要走。
《香港的鬱悶》
韓江雪、鄒崇銘著
廖偉棠攝影
牛津出版社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