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全球化的活動家，質疑市場經濟的評論家和傳統左翼，通常對超級富豪們都沒什麼好話，尤其是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世界第二有錢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電腦時代的壟斷魔王，後者則是用錢滾錢的“股神”。關於他們的攻擊和控訴可謂無日無之，直到最近。
6月26日，蓋茨及其夫人梅琳達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場儀式上，正式接過了巴菲特捐出的370億美元資產，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除此之外，巴菲特還把約值67億美元的財富分別捐給了亡妻及三名子女名下的慈善基金會，若加上他承諾將於身後一並捐出的財產，總值就更可觀了。
“股神”巴菲特的壯舉贏得一片掌聲。唯獨一眾美國左翼健筆，則相對比較沉默，頂多勸他和善款接收人蓋茨夫婦要精明行善；或者嘲諷一兩句，說他這筆錢捐得太晚。其實後面這個說法已是老掉牙的濫調，大家攻擊巴菲特吝嗇已多年。他則總是辯解自己賺錢的本事太高，應該再積累到一個高峰才會去捐出，才是有益社會的好事。如今股神言而有信，評者也實在得閉上嘴巴。
或許最叫左傾群眾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的，是巴菲特在認捐簽署儀式上的一番話：“市場經濟無助於解決貧富差距”。他甚至在《財富》雜志的封面專訪中承認自己有幸“活在一個富裕的國家，這里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險基金和資產，而且價格有時錯定得很荒謬”。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對付不了貧富差距，本來就是左翼的共識；指出市場上流通的資產定價“荒謬”，豈不和許多抨擊資本市場吞食一切、市場價格不反映資產真實價值的論調如出一轍?
為什麼全球最成功的投資者會說出這樣的話?難道他也領會到了資本主義的局限?還是像一些知名評論家所指出的，巴菲特所言所行是“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體現呢?”
讓我們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何特茲(Peter Horez)博士是研究鉤蟲的專家，這種小蟲會寄生在人體內，是肆虐熱帶地區的災禍之一，每年殺人以十萬計。何特茲以畢生之力研究出一種或許可以對付它的疫苗，但就是找不到藥廠願意測試，他只好拋開做了二十年的工夫，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國艾奧瓦州的一個小城當醫生。
另一位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蔡森(Rchard Chaisson)博士，他的課題是另一種非洲常見的疾病———肺結核。有一回他無意中發現知名的德國大藥廠拜耳正在開發一種醫治肺炎的新藥，遂跟他們討來研究。可是拜耳發現這個學者的目的原來不是協助自己精進新藥，而是探討將之用在治療肺結核上面的可能性，於是連他的電話都不願回复了。
像鉤蟲和肺結核這樣的疾病，在發達國家看來是屬於19世紀的傳說，但在第三世界它們卻是惡名昭彰的殺人兇手。可是，盡管有那麼多的人需要藥物，各大藥廠還是不願投資分毫去研究開發，理由簡單，那些快死的病人太窮了，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讓富裕國家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偉哥”來得有利。著名醫學期刊《刺針》在五月份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在1975年到2004年間開發出來的1556種藥物里，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響數十億人存亡的“被忽略的疾病”。
好在有“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何特茲跟蔡森都得到了巨額資助，可以手進行昂貴費時的藥物實驗，何特茲更成立了小型公司研發生產他的疫苗。在他寫給比爾‧蓋茨的撥款申請書里，甚至明言“這是宗保證虧本的生意”。這個基金會已經成為全世界專研“被忽略疾病”的學者們最大的希望。
世界上最有錢的兩個人聯手從事這麼偉大的壯舉，表面看來是件帶有玫瑰顏色的浪漫故事，但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看出現代資本主義體製的深層矛盾。說回那些大藥廠，有無數人譴責它，其實道出了他們不顧人命唯利是圖，或者套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這是不負“企業的社會責任”。可是，什麼叫做企業的責任呢?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說得很白：“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牟取利潤”。假如這些藥廠都很有良心，他們的生意還會好嗎?他們的股價能不跌嗎?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不賺錢的生意是不會有人做的，所以每年有53萬最貧窮的人死於“被忽略的疾病”，實在是件很無奈但又“自然”的事。如今有大善人願意幹這賠本的好事，但這是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基礎”所致嗎?難道比爾‧蓋茨在經營微軟的時候首先想的是社會責任?難道巴菲特在選擇收購對象的時候考慮的不是它為股東牟取利潤的能力?
總結市場經濟規律的思想家，現代資本主義信念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其實也是批評資本主義最猛烈的人。在《國富論》第一卷結尾，他痛斥商人“欺騙和壓迫公眾”，不止說他們“下賤”和擅使“卑劣的陰謀”，還說“商人工匠只知道為一己的利益。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有錢可賺的地方”，甚至把他們形容為沒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會的“庸俗”。
相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感論》里指出，真正使人稱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顧自己的感受，抑製吾人的自私欲望，盡情發揮我們仁善的愛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組成”。
即便如此，他還是為資本主義鼓與呼，稱頌“看不見的手”之美妙，說富人們的自利行為無形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讓其種類滋生的繁衍，即使他們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後果。表面看來，亞當‧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實不然。他明知市場經濟無益於人性之完善，明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視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設想的政治生活與社會體製之外。因為在18世紀啟蒙時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戰鬥目標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學者如亞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是一種可以把人民從政治和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體系，還人以自由、買賣、投資和定居的自由。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該為所有人設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劃，也不能限製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製；至於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蓋茨和巴菲特的仁慈並非市場規律的基礎，純屬個人的取嚮。
比爾‧蓋茨最近發現要改善第三世界的生狀況，不能不從減貧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幫助貧民搞小買賣謀生脫貧，沒有銀行願意貸款是個難題，於是投資開設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微型金融機構”。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場經濟解決不了貧富差距”的真義了，不以賺錢為目標的銀行和藥廠是不存在的。這兩位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的善舉，吊詭地彰顯了一個根本問題：市場經濟幫不了最苦的人，我們只能期盼個人偶發的善心。然而，這世上還有多少個蓋茨和巴菲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