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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成因: 防民政治扼殺政治才能──從截聽條例辯論說起

政事成因: 防民政治扼殺政治才能──從截聽條例辯論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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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蘋果日報

在夏日炎炎的8月,本應是立法會議員休假歇暑的時候。可是在今年的仲夏夜,各議員卻要留守立法會,為《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作馬拉松式的辯論。條例在泛民主派的修訂全軍盡墨後,最終在泛民主派離場抗議的情況下全體通過。縱然這場罕見的爭論已經曲終人散,我們卻能從中看到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的原因。

圍堵泛民令泛民難走向理性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一直被譏為反對派,被指摘為只會批評而缺乏實質建議。這種批評的確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不足,可是在這次爭議中,我們卻看到一個相反的現象。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泛民主派很早便發現訂立《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需要,可是一直以來,不論殖民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置若罔聞。只是到了近期,終審法院裁定執行機關的監察行動不合法,政府才匆忙在法庭容許的寬限期內緊急立法。

泛民主派在這次爭論中,提出逾百條修訂,是近年罕見。這代表了泛民主派這次並非為反對而反對,然後把球踢回政府那邊。泛民主派能夠提出這麼多的修訂,代表他們其實是有具體的方案,具體得連細節亦曾考慮過。縱然泛民主派平日的表現頗為不濟,在這次爭論中,他們確是交足了功課。

可是泛民主派在這議案上的付出,卻與收穫不成正比。現有立法程序的種種關卡,令泛民主派的努力盡歸徒然。現時議員提出的修訂,未經特首同意,不能影響政府支出及現行政治架構,這大大減少了議員參與制訂法案的機會,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在,以及分組表決的機制,均令親政府力量能左右修訂案的通過。而在這次的爭論中,政府與親政府議員寸步不讓,全面封殺泛民主派所有建議。在這情況下,泛民主派是否為反對而反對,結果也是一樣。

泛民主派缺乏提出具體建議的執政能力,是事實,而泛民主派被圍堵,令他們連學習執政的機會也沒有,則是可悲的事實。

不需政治才能而有權的親政府派

可是,這種以圍堵泛民主派為己任的「防民政治」所扼殺的,並不只是泛民主派的政治才能。

在這次討論中,親政府陣營的表現並不積極。他們並不熱中於議會內的辯論,有議員甚至到了表決的時間才走回議席上投票。他們反對泛民主派的修訂,卻沒有提出反對的原因,甚至對條例的細節亦未能了解。親政府的議員常指摘泛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可是這些批評如今卻應驗在自己的身上﹔除了一些像「拖延時間」或「縱容大賊」的聲音外,再也沒有什麼有建設性的提議。

在「防民政治」的設計中,親政府的議員也沒有發展政治才能的空間。他們的主要任務,在於確保政府提出的法案可順利通過。雖然有時他們亦需順應選民的壓力,但由於他們不都由直選產生,其親建制的立場亦使他們缺乏提出修訂案的動機。

當然,親政府陣營的議員有機會在法案提出前與政府協商,這卻未必能夠提升他們的政治能力。縱然他們能令法案符合他們的利益,可是議題的設定、法例的草擬,都不是由這些議員所決定的。他們的權力,來自討價還價的交易,而非來自提出統治方案的政治能力。這種權力的運用,並不能令親政府陣營學懂如何執政。

簡而言之,親政府陣營不過是政府行政吸納的對象。他們與政府分享權力,可是卻沒有學習執政的機會與動機。他們是「執政聯盟」的一員,卻不會執政。

培養政治人才 莫捨本取末

在「防民政治」的陰影下,不論是泛民還是親政府派,亦難以發展其政治才能。在香港,能有機會成為政治人才的,大概只有公務員。一直以來,他們都是議題及法案的制訂者。高官問責制打破了公務員對司長局長職位的壟斷,可是當年董建華亦未能趁機建立自己的班底,令他撇不下他不信任的公務員高官。

可是,隨社會對政府認受性的要求愈來愈高,昔日那種由公務員擔當政治角色的制度亦不能長存。我們需要一群具政治能力的非公務員,來履行治港的重任。日前關於副局長的建議,亦衝著這點而來。可是,副局長適合由政治新丁擔任嗎﹖若答案是否定的,那社會又有沒有足夠的「半政治人才」支持副局長這「高級進修課程」?

放棄防民政治,讓立法會議員有「以修訂提出實際建議」的空間,也許才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益的政治人才培訓機制。

原刊於明報(200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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