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程翔，還是相信中國政府？這一點也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的份量太重太重了，因為它就像一個天秤︰一端是個半生清寒，只有一管禿筆在手的書生，而且還身陷囹圄達四百多日，與世隔絕；另一端則是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擁有全亞洲兵員最多的軍隊，並且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每年造訪投資的外人不可盡數。然而，就是這麼不平衡的兩顆砝碼被放在了同一尺度之上衡量，兩個強弱輕重得如此懸殊的角色居然共同出現在人民心目中的正義天秤，這比大衛對哥利亞的較量還要懸殊，還要叫人驚訝。更令人驚嘆的是，這個天秤居然向程翔那一面傾斜，一個人竟然要比一個國家還重。
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整場較量是多麼地不公平。四百多天以來，沒有人聽過程翔的半句話，也幾乎沒有人能為他傳出半句消息。但是另一方面卻有人可以不停放風，不斷傳布這樁所謂「間諜案」的最新內幕。可笑的是，這些消息，這些風聲，不只不能令人相信國家，反而更加啟人疑竇。
且看那無端在網上流傳的判詞，本該是「國家機密」的一部分，除了國家機器本身，有誰能把它洩露出來？可是它能叫人恍然大悟，發現程翔果然是個賣國的間諜嗎？裏面說程翔雖然否認自己為台灣的情報機構工作，但「他心裹知道『歐亞基金會』」其實是間諜組織。看了這番話，真叫人放心。因為程翔還是那位大家認識的程翔，他沒有屈服在任何壓力之下，他不肯承認他不知道的事情。所謂他的「自首」，反被這份判詞證明是個笑話。
更何況，甚麼叫做他「心裏知道」呢？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國家的刑偵人員都成了精通玄學的術士，能夠看透囚犯的心？還是我國的科技進步一日千里，發明了連美國中情局都艷羨不已的讀心機？這樣的話都能拿來當判詞，我們只好把天秤朝程翔那頭斜放。
再說《大公報》網站公布的那篇專文，記者走訪了四個內地法學專家，有他們出來力挺法庭判決，應該再無疑慮了吧？可惜，百密一疏呀。整場審訊既然不對外公開，記者更沒有機會得到任何偵訊過程的材料，那篇專文的工作有哪來的判詞？那些法學專家又憑甚麼知道他們本來不該知道的內情，好作出他們的權威判斷呢？資訊的不對等只能叫我們讓這個天秤更詭異的往一個人那端靠。
那個人是怎麼樣的人呢？我們都曾聽過程翔的同學同事出來為他證清白。我做不到這種事，因為我與程先生只有數面之緣，談話也不過十來二十句，但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甚麼時候。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香港曾有一陣騷動，叫人對未來充滿希望。那時人人都談民主教育要深化，不只民間辦學風起雲湧，都說要繼承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大學；連一些向來風花雪月的專欄作家都出書大談自己認識民主的經驗。最令人期盼的，是三份週刊的面世。一份就是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先生走出來開設的《當代》；另一份是號稱要辦成香港版《美國與世界新聞》的《香港政經週刊》；最後就是佐丹奴老闆黎智英創辦，且唯一存留至今並終於左右了香港媒體大勢的《壹週刊》了。
那時程翔及劉敏儀夫婦雙雙隨李子誦先生離開《文匯報》，劉敏儀以兼職的形式為《當代》雜誌組織副刊文稿，蒙她不棄，我這小伙子遂有幸在《當代》與其他作者合寫一個藝評專欄。當年可還沒有互聯網這回事，每有文章要配圖片，我都得自己帶上雜誌社。三家同年面世的週刊裏面，《當代》顯得最傳統也最寒傖，單色印刷的內文比起另外兩大對手，實在很不顯眼。到了他們的辦公室，情形更是一目了然，就那十幾個人忙得團團轉，與《壹週刊》那寬敞舒適的辦公大廳，近百個人頭聳動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
就是那時，我見過程先生一眼，他還對我這年輕人說過兩句鼓勵的話。十多年後我曾問他可還記得那次初識，記性再好，他也是不可能記住的了。但當時的情景，那種亂糟糟的感覺，我卻記得一清二楚。大家都知道，三份刊物裏面稿費就數他們最低，員工的薪水更是怎樣都比不過掀起了全行加薪潮的《壹週刊》。但正是這份《當代》卻最有文人辦報的氣質，十幾個人為了理念賣命，就如程先生從前棄高薪厚職而就《文匯報》一樣。他們這伙同志沒有選擇媚俗的話題也跟不上圖像主導的潮流，憑的就是老派新聞人筆底的功夫和見識。很自然地，數年以後《當代》停刊了。
所以我雖無親炙程先生的機會，但我還是可以知道他的為人，因為我們看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看他幹了一番怎樣的事業。他們夫婦倆參與的這份雜誌或許已經沒有太多人記得，但年少的我卻在他們和《當代》的身上看到了知識份子的榜樣。時窮節乃見，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大丈夫寧捨棄安穩的環境，也要為理念拚搏到底。
如果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座正義的天秤，那麼在我的這座天秤，程翔一定比整個國家還重，因為他是個大丈夫。說一個大丈夫為了區區三十萬賣國？這是今年我聽過最侮辱人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