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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強制性失憶——記廣州城中村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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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參加了r字頭roundtable和浸會大學地理系及中山大學地理系合辦的爛尾樓睇樓團。全程又爛尾樓又地盤民工宿舍又廣州全景(雖有厚到冇朋友的毒霧隔著)又西關大屋又大學城等等等等,算是節目豐富未能盡錄。印象最深刻的是所謂「城中村」的東西。

「城中村」,如果我沒理解錯需要以土地政策的視野看的歷史產物,中國的土地分農地和城市,戶籍也有分農民和城市居民。當一個地方是農地,但在高速的都市化過程中,原本是農地註冊的土地在政府登記上的性質還未變成城市土地,但卻實質上成為了城市土地一部份,那種農村便成為城中村。城中村在廣州市區內已有四十多條,連郊區在內更多達百多條。

近年香港的都市發展中,深水埗官塘灣仔油麻地大角咀一大堆地方都因為被認為是舊區沒甚麼增值能力面臨清拆和重建。專收留民工呀窮人呀等的城中村(負責講解的老師可能無意地以「還未拆晒」、怕有些小路太黑危險以提醒我們那裡的狀態)又有沒有面臨甚麼問題呢?具體每條村容或有不同,但以我們到過的石牌村來講,情況絕對是別有一番洞天。

石牌村由明朝已經存在,之前好像叫臨廟村之類,之後因為人多了,甚麼石碑石獅子等等石頭越來越多便索改名石牌村(此乃村口的石碑載的版本)。按浸大的鍾老師所說,村內的幾萬名居民,原居和非原居民的比例是一比九,擁有農民戶籍卻已不再務農,而且大部份原居民已遷出村外,村現在已由原本廣闊的農地搖身一變成為了密密麻麻的五六層唐樓﹝最高達十一層﹞,總共三千多幢。最便宜的單位每月盛惠七百元,貴者千元落樓不足為奇。

或者是因為出租單位帶來了大量財富,故村的集體建學校修祠堂完全游刃有餘。祠堂中但見老人小孩龍精虎猛地下棋打牌追逐切磋乒乓球,而樓宇間窄路上則是人來人往和能提供廉價生活所需的小店。你可以說它太密太窄太亂太骯,但絕對不能否認石牌是一條生命力旺盛得一瀉千里的地方。

表面上村是在城市的旺區提供廉價飲食和住宿給社會上最沒地位浪奔浪流的民工,並形成了一種與城中村外大異其趣的生活空間和居住模式,但它也像一條大水喉把原居民射得不亦樂乎。亦因為如此,雖然廣州的城市發展極為猛烈,而城中村內的居民亦多是不名一文的民工,但經濟結構加上難搞的土地戶藉等的轉換制度卻令城中村看來能繼續窮得漂亮。相較於香港,尊重私有財產甚麼的吹到天花龍鳳的地方,無論你是業主是租客,市建局一到就立即片甲不留見血封喉——管你甚麼老區甚麼生活模式甚麼社區網絡。兩種舊區、兩種都被認為是破敗卻具濃重庶民味和強大生命力的地方,城中村的情況似是定過抬油。處境上的巨大分別,表面證據看來指向有沒強大的既得利益在底下支撐。像嚴冬大風雪一樣露骨殘酷。

在城中村中到處逛時,腦裡忽然有一種極深刻的感覺:就是為甚麼我們現在會以一種近似遊客的身份,把城中村以一種類似「景點」的性質來感知或參觀。別擔心我不是想說甚麼行程設計本身把城中村奇景化等看來政治正確的廢話,我想說的倒是我對城中村這種空間的確竟感到有點陌生,我對於這個地方,真的只是一個遊客,一個不折不扣難以抵賴的遊客。對我說的是「竟」感到陌生,用這個意味態度轉折的「竟」字,是因為城中村的環境我其實沒理由感到太陌生,由出生到十來歲我家住官塘瑞和街附近,周圍附近的環境和城中村距離難道很遠嗎?

離開了舊官塘十來年,轉眼間我便已無法擺脫一種相對於石牌這條城中村來講是遊客的身份和眼光——就像我早個多兩個月前和獨立媒體某朱姓編輯夜逛官塘時,我只顧著舉起數碼相機到處snapshot。我斗膽說這種老區舊區生活甚至是佔據了香港不少人的生命裡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但如果我不是孤例的話,究竟是甚麼裝置或甚麼條件,令我們能如此無痛地把這部份的經驗這部份的生命都收藏得捉鬼敢死隊都找不出來?如果今天我們對舊區的關注不是矯情造作純粹懷舊的話,可能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扭轉一些現在正不斷把我們塑造成舊區的遊客(甚至是一個徹底的遊客,即甚麼在地方都只是過客)、令我們自以為對舊區只能矯情旁觀地懷舊的社會條件。舊區不等如出土文物,為甚麼不可以有生命力。

是我有問題還是我們的城市有問題還是甚麼有問題,要長篇大論當然可以,但這裡想記下的就是這種直叫我手足無措的撞擊或驚覺,如果我不是故作反應過大的話。老實講我覺得很恐怖很變態。

(文中各項數據沒有當場筆錄,實有錯漏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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