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丙 特刊足本
（節錄自〈從世界社會論壇思考香港社會論壇〉）
在今年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香港將舉行首屆社會論壇。也許大家會問，在香港舉辦社會論壇的意義何在？社會論壇到底可以怎樣舉行？社會論壇的舉行到底可對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帶來甚麼影響？由於香港的論壇還未開始，對此不能妄說，但世界社會論壇已有多年經驗，對此多加認識，也許對香港的論壇能帶來一些思考。
為何會出現世界社會論壇？
首屆世界社會論壇在二零零一年於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舉行，參與者來自117個國家，人數過萬。他們的一個共同訴求是反全球化，或更精確是反對以美國及世貿等國際組織為首推行的企業全球化（corporate globalization）。
雖然美國等發達國總強調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但經過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提倡的私有化、市場化、去國家規範等政策，卻帶來全球性以及發達國內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問題嚴重惡化、環境破壞，和對公民權利的侵蝕等。例如，全球最富20%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在1960年是最窮20% 的30倍，但到1989年竟升至60倍。又如，只有20%的發達國人口卻佔用了七至八成的各類能源和資源消費，糧食消費亦達六成。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個不能抹殺的原因是現今世界經濟秩序的遊戲規則主要是由發達國的財團和利益集團設定。例如發展中國家的土地私有化，為發達國的農畜業帶來更低廉的經營成本，卻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從而觸發像墨西哥 1994年在恰帕斯省（Chiapas）的「薩帕塔運動」（Zapatista），誓要維護土地的使用權（不同於擁有權）。又或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landless movement)，數以百萬計巴西農民將被政府奪去卻荒廢的土地奪回用作開墾。這些都是各地人民對新自由主義那只顧企業利益而不理人民死活政策的強烈反抗。當中在薩帕塔運動組成的「人民全球行動」（Peoples’ Global Action），更成了世界社會論壇的重要骨幹。
除了南方國家對企業全球化的反抗，北方發達國亦同樣對此以跨國企業利益為先的全球秩序越加不滿。當中1999年11月西雅圖之戰（Battle of Seattle）更被視為反全球化的里程碑 (看，就連全球化的最大得益國也出現大規模抗爭)。當時世貿部長級會議正舉行，約五萬名反全球化人士集結於街道，在酒店門口向各代表表達不滿，將會議條款帶來的禍害向各代表講解，最終使會議癱瘓告吹。
西雅圖之戰一大意義是發達國人民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正視和擔憂，當中憂慮在之後數月出版的《No Logo》一書作了深入討論。例如很多大企業為盈利追求而漠視勞工權益和生態破壞，像Nike的生產線從美國本土遷往台灣，然後菲律賓，再遷往勞工待遇及環保條件更差的中國大陸，正顯示商業原則已不斷侵蝕勞工權益和其他社會價值。又或美國某中學為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資助，竟要求學生於某活動日同穿該公司的T-恤，有名不從的學生竟被勒令退學。這些事件顯示的是跨國企業對公民生活層面的粗暴干涉。《No Logo》隨後更被譽為反全球化的「天書」， 成為對企業惡行、商業邏輯批判的重要參考。
由此可見，在2001年1月首次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背後是南方和北方人民對發達國和跨國企業主導的企業全球化不滿的匯聚。尤其會期選擇一月，便是為了跟同期於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對著幹，是對這等國際經濟組織表面民主，但實則被大企業宰制的世界秩序說不。
世界社會論壇還有甚麼議題？
除土地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政策，亦導致包括發達國在內的各地人民權益受損。例如公共服務像教育、醫療的私有化，正侵蝕所有國家人民接受教育和醫療的權益。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放任金融政策，為全球資本市場帶來極高風險成本，例如從 1990至2002，全球出現的金融危機達90多次，可從中獲利的卻只是那30多間銀行，大部份為美資。像我們熟悉的亞洲金融風暴，多個市場產值幾近跌半，金融財團將各國經年積聚的財富一瞬掠去，就是因為全球游資量達全球資產總值的50倍。金融投機帶來如此大破壞，正是金融流動完全自由化的結果。故此，世界社會論壇的其中一項訴求是對游資的限制，像貨幣交易稅(CTT currency transaction tax)，或稱托賓稅。
此外，世界社會論壇亦提出諸如反戰、環境保護、持續發展、減免發展中國家債務、反對教育、醫療、社福等服務商品化，禁止生物專利等，這些都成為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的12條《阿雷格里港宣言》。
世界社會論壇帶來了甚麼改變？
雖然世界社會論壇不是官方法定組織，沒有法定權力。但從2001年至今，經過多年努力，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例如，巴西總統盧拉在03年，便在出席巴西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後，隨即應邀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將發展中國家面對的農業問題，貧富國的資源不均等問題帶出，並得發達國集團承諾正視農業議題及成立給第三世界的發展基金。這亦算是逼使富國正視發展中國家在現今經濟全球化下面對的問題吧！
此外，在2005年，八大工業國(G8)達成一項減免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方案，金額聲稱達400億美元，受惠的18國主要是非洲及拉丁美洲最貧窮國家，當中不少是近半人口處於絕對貧窮狀態 (像盧旺達、莫桑比克)，國家開支大量花於債務利息支出。雖然減免債務的受惠國有限，但亦算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再如托賓稅(CTT)，正如法國ATTAC 副主席 Susan George 所言，托賓稅在數年前仍只是烏托邦，但今天已變得越來越有可能實現。因托賓稅正越加被視為一個雙贏方案。對發達國而言，近1.5兆美元是花於外匯儲備，若實施托賓稅，儲備量可以減半，富國企業亦能減低金融風暴的風險；又或對發展中國家言，像巴西花於外匯儲備是500億美元，一年回報約2%，但同時卻支付13% 的債務利息，托賓稅的實施可減輕這類國家大量利息開支。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時已率先通過托賓稅立法，可作為其他國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