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老頭（基層大學成員） 特刊足本
「傳統社運」危機？
我們常聽說現今是「身份政治」年代，「傳統」的「階級政冶／階級分析」已追不上形勢。「身份政治」可追溯至七、八十年代西方興起的「新社會運動」。
這種分析所指的「傳統社運」，是指工人運動。它認為「傳統社運」無視工運以外其它社運的價值（如環保運動、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無視文化及社會改革的多面向；「傳統社運」更被指視野狹窄，侷促於「政權主義」與「經濟主義」思維，無視全球變化；「傳統社運」將抗爭限制在職場範圍，對廣大受壓迫者（如新移民、家庭主婦、失業人士等等）的艱苦視而不見，因此已蛻變成建制的一部份。
這些觀點，部份切中了戰後歐美工會運動的一些要害。
「新社會運動」、「後現代主義」與「身份政治」
如何將「身份政治」及「階級政治」重新結合是本文提出的問題。以下，我將借助幾位學者的觀點（他／她們的著作都有中文或中譯本可供參考），來申明恢復階級分析（亦即「左翼政治」）的重要性。這些學者，對左翼運動的觀點不盡相同（有些接受「後現代主義」，有些接近女權主義），但都提出一個共同訴求：即堅持階級分析，及工人運動的有效性。
未開始前，先看看「身份政治」的觀點。這些觀點認為現代社會是多元的，人的身份認同也是多元的。以傳統產業為指認（福特主義）的工人身份隨著知識型經濟及非工業化而大規模衰落，而工人也非依靠單一經濟而存活。自僱者大規模出現；一般工人也可手持股票，可有樓收租，令階級身份變得含糊。在自由選擇的基礎上，個體與個體集結成不以階級為主線的身份集團，促成以多元身份為特徵的「新社會運動」。
「新社運」有濃烈的自由主義色彩，有評論者認為，八十年代興起的「新社運」（如婦女運動、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普遍帶有中產階級特性。我們可稱之為「自由主義多元論」。這種觀點明顯對現今社會抱有過於樂觀的想像（如果不是有意誤導的話）。它忽略社會日益兩極化的事實：大財團正擴展全球性的版圖，操縱國家及地區的經濟；而領救濟者、長期失業者、半就業者、血汗工人（尤其是移民勞工及黑市勞工）、貧窮婦女正不斷增加、南北世界日益對立。
不過，「自由主義多元論」無論如何與自由主義的右翼（即新自由主義）還是不同的。右翼對貧窮懸殊直認不諱，推諉於全球競爭，市場規律，認為誰也不應干預（不像「自由主義多元論」般支持「新社運」）。市場儼然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上主。
「身份政治」在當代的對手不只有「階級政治」，還有強調身份是主觀及流動的「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後者認為，集體身份有限制個體自主之嫌，因此特致力瓦解階級身份。「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實際上對所有的集體身份（包括性別、民族、國家、文化等等）都質疑，認為集體就是權力操控的結果。
如果說「自由主義多元論」對現代社會有過於樂觀想像，那「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則悲觀犬儒。「後現代主義差異論」雖然對統治者深惡痛絕（較「自由主義多元論」對統治者的憎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對「傳統社運」及「新社運」同樣保持距離，認為這些運動也在編織權力羅網。
「自由主義多元論」強調多元的集體抗爭，「後現代主義差異論」標榜個體「在地反抗」。所謂「在地反抗」，指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個人在文化及消費層面上權力的破壞；「網絡」與「快閃」成為其標記。
讓我們回到主題，如果「傳統」的「左翼政治」需更靈活地重整旗鼓，以面對當前形勢，那「身份政治」及「後現代主義」可提供甚麼借鏡呢？但無論如何，我們應首先重申「階級政治」的迫切性。以下，讓我們看看三位學者如何從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及婦女運動，引申「階級政治」的意義。值得留意是，三位學者都不屬「傳統左翼」。
合作社、社區經濟與工運
吉布森─格雷漢姆（Gibson-Graham）不是我喜愛的學者，她們（二人）的理論與他們所舉的例子常存在巨大罅隙，未能自圓其說。但二人致力建立一套以合作社及社區經濟抗衡資本主義的學說，則值得參考。她們的分析尤其受到香港一些基層團體歡迎。
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二人認為現行的資本主義體系，實由不同的經濟組成。資本主義是霸王，靠剝削其它「非資本主義經濟」而坐肥，譬如第三世界的自主經濟、無償的家務勞動、社區及家庭互助等，本不屬資本主義範疇。吉布森─格雷漢姆認為，資本主義百孔千瘡，靠一套「資本主義天下無敵」的謊言維持統治，使老百姓誤以為資本主義牢牢控制著經濟每一個角落，不敢加以反抗（也想不出如何反抗）。事實上，沒有「非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剝削，資本主義就完蛋。所以吉布森─格雷漢姆認為，社會主義戰略可由推動「非資本主義經濟」抗衡資本主義開始。合作社及社區經濟因此成了吉布森─格雷漢姆選定的戰場。
儘管吉布森─格雷漢姆深受「身份政治」及「後現代主義」影響，認為身份是多元重疊的，但她們沒將「非資本主義」戰略與工人運動及階級分析割裂。相反，她們堅持階級分析的有效性，認為只要有資本主義一日，便不應忘記階級剝削的存在。作者因此引入多元論來重塑「階級政治」。
二人批評時下工會運動過於狹窄，只關顧工人就業與賠償，甚少將工會與社區結合。譬如在關廠抗爭中，工會只關心賠償，而不考慮關廠對社區的影響。工人即使取得賠償，也是個人的，與社區無關。吉布森─格雷漢姆將工人階級的定義擴闊至社區，認為工人可聯同居民一起收購工廠，或集合工人賠償作集體投資，創造社區就業機會。
將工運與社區運動連結，形塑「工人社區運動」的鬥爭場域，增加了工人談判籌碼，使他們不用與僱主單打獨鬥。
「社運工會主義」：反思「血汗衫運動」
如何將工運重新活躍起來一直是「左翼政治」的話題。受著資本主義外圍新興工業國工運崛起的影響（如南韓、南非、巴西），九十年代歐美工運亦有復甦之勢。有研究者將這種趨勢稱為「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社運工會」由兩種趨向合成，一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工運。亞非拉新興經濟體系在八十年代受金融資本及其代理人（如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衝擊，被迫採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果激發國內矛盾，工運乘時而起。這些地區，由於欠缺健全的民意制度，因此工運從一開始便與民主運動、社區運動廣泛結連。其二是，歐美工運的改革。亞非拉工運的經驗，讓歐美工會改革分子得到養料，反省垂垂老矣的歐美工運的路向。
正如「新社運」對「傳統社運」批評所指，歐美工會在戰後繁榮期得到資方認受，不少已龜縮建制內，與基層工人及廣泛群眾運動割裂。「傳統社運」更被批評為缺乏改革能力，缺少全球化視野，因而無力在新自由主義及彈性生產下保障被裁工人及基層市民權益，認為工運早已不是社運的主要動力。於是一些工會分子以亞非拉工運為藍本，呼籲工會重回社運之路，稱為「社運工會主義」。
當社會上主要的改革力量都信奉「身份政治」而拋棄「階級政治」時，「傳統社運」必須掙扎求存。「社運工會主義」可視為「傳統社運」與「新社運」的重新結連。余曉敏（一位在香港進修的國內學者）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一文分析了九十年代中期，北美工會與消費者、學生、教會、傳媒發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認為是一次「社運工會主義」的典型事例。
「反血汗工廠運動」借助消費者運動及傳媒力量，要求著名品牌公司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在生產中制定「企業行為守則」，如限制童工、提供安全工作環境、訂立最低工資等，並建立一套由公司或／及工會、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的監察機制。其中著名例子有「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推動的「大學行為守則」運動。學生透過靜坐、示威、遊行等方法，成功迫使200所大學對生產大學標誌制品的生產商履行「企業行為守則」。
一般而言，「企業行為守則」不屬法例，執行不易，僱主會設法隱瞞及違例，因此需靠非政府組織及工會獨立監察。
「反血汗工廠運動」帶有強烈消費者運動色彩，透過揭露違例事件，呼籲消費者罷買某個品牌，從而迫使企業妥協 （「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則例外，它不需透過罷買，可直接向大學當局施壓）。
但余曉敏指，非政府組織與工會同床異夢。工會面向的是工人，非政府組織面向的是中產消費者。結果，帶動「反血汗工廠運動」的是後者。工會認為，監察企業需靠工人集體力量；但某些非政府組織並無興趣鼓勵工人加入工會，而寧可鼓勵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加入非政府組織的監察機構。研究顯示，在整個運動中，工人沒有多少發言權，只是被動參與。而隨著企業熟習了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知道非政府組織無意改變勞資的權力架構，便樂意與非政府組織合與作，並紛紛標榜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來建立品牌，清除競爭對手。
余曉敏指，「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既未挑戰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也未否定消費中心主義；而消費中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解決「資本過度累積危機」的關鍵。「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只是要求大眾做一個有道德的消費者而矣。是故余曉敏說，學生對教育市場化沒作出有力回應，就一點不足為怪。
可見，如何將「身份政治」與工運結合，確是一樁迫切、有待開拓的任務。
種族、性別與階級
在八十年代蓬勃一時的「新社運」，女權運動不可不提，它是「傳統社運」衰落以來最成功的社會運動。但美國女權主義者胡克斯（Ｂell Ｈooks）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一書，卻以黑人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批評八十年代「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的局限。
胡克斯說「白人中產階級」女權所宣揚的理念，是基層黑人婦女無法接受的。黑人婦女重視家庭責任，從小就承擔家庭照顧（包括對窮親人家庭成員的照顧），感到自豪。但「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卻視家庭照顧為束縛，認為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才是婦女解放的必然之途。不少黑人基層婦女自小就投入職場，身兼家庭照顧及打工於一身。對她們來說，低薪、缺乏尊嚴，環境惡劣的職場無論如何也非「解放」之地。
當中蘊含的差異，既有性別，也有種族，也有階級。「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爭取與「白人中產階級」男性平權，但貧窮的黑人女性如何與之看齊？是否黑人婦女應先與黑人男性平權？但黑人婦女明白，那些沒出色的黑人男人向老婆子女拳打腳踢，與他們每天受夠白人上司及街上警察的氣（可能包括女警及女上司），放不下大男人惡習，有冤無路訴，才惡形惡相；他們也是種族及階級壓迫的犧牲者。所以，當沒出色的男人打她們的時候，她們會召警求助；但當白人警察在街上追打這些沒出色的黑人時，她們會向警察發出噓聲。
一般學者將胡克斯歸類為「多元論女權主義」，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同屬「身份政治」範圍。但「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只標榜性別壓迫，而對種族壓迫及階級壓迫含混其辭。胡克斯認為，黑人女性面對的是一個由性別、種族，及階級壓迫構築的羅網。女性要解放，便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身份不在結構外，而在結構間──兼論「香港社會論壇」的意義
說現代社會的身份是多元的沒錯，但不同身份卻非散落一地互不相關，它們構成一個權力羅網。你或可像「後現代主義差異論者」所倡言般，從一種身份跳到另一種身份（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源的話）；但卻無力改變這種「身份政治」的格局。在這個格局裡，階級位處關鍵角色。
以上提到的三位學者，並沒全面否定「身份政治」，他們是在反省其不足後，重召「階級政治」回歸。如果說，「階級政治」若過去曾一度陷入一元論陷阱而失去闡釋現實社會的說服力的話，那今天我們要思考的將是如何重建靈活而又有活力的階級分析，讓我們在抗擊新自由主義時，有著共同的理論和力量；而非散落一地，在邊緣各自為戰。
有人說，「階級政治」在香港早已失落（或說在香港從未出現）；而「身份政治」，有說八十年代曾蓬勃一時（如居民運動），現已支離破碎，後繼乏力。
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及「23條」立法，激起廣大市民不滿，50萬人上街。但7.1過後，何去何從？是回歸多元分裂的「身份政治」，還是如「後現代主義差異論」般率先自我解構，化整為零？還是重新建立以「階級政治」為基礎，以基層為身份的基進戰略？
2005年「反世貿運動」後，部份團體曾舉辦社運反思，但參與討論的人數不多。2006年年底，「監察全球化聯陣」舉行首屆「香港社會論壇」，不同團體將再聚首一堂，共商「反新自由主義」路向。《聯陣》電子期刊率先製作「香港社會論壇」專輯，拋磚引玉，提出看法。望有心人不吝賜教，同為一個月後的論壇，燃點討論氣氛。
參考資料
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著、陳冬生譯：《資本主義的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余曉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三期。
貝爾・胡克斯著、曉征，平林譯：《女權主義理論 : 從邊緣到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