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香港社會論壇特刊〕崔老頭:超越身份政治——兼論香港社會論論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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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老頭(基層大學成員)  特刊足本

「傳統社運」危機?

我們常聽說現今是「身份政治」年代,「傳統」的「階級政冶/階級分析」已追不上形勢。「身份政治」可追溯至七、八十年代西方興起的「新社會運動」。

這種分析所指的「傳統社運」,是指工人運動。它認為「傳統社運」無視工運以外其它社運的價值(如環保運動、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無視文化及社會改革的多面向;「傳統社運」更被指視野狹窄,侷促於「政權主義」與「經濟主義」思維,無視全球變化;「傳統社運」將抗爭限制在職場範圍,對廣大受壓迫者(如新移民、家庭主婦、失業人士等等)的艱苦視而不見,因此已蛻變成建制的一部份。

這些觀點,部份切中了戰後歐美工會運動的一些要害。

「新社會運動」、「後現代主義」與「身份政治」

如何將「身份政治」及「階級政治」重新結合是本文提出的問題。以下,我將借助幾位學者的觀點(他/她們的著作都有中文或中譯本可供參考),來申明恢復階級分析(亦即「左翼政治」)的重要性。這些學者,對左翼運動的觀點不盡相同(有些接受「後現代主義」,有些接近女權主義),但都提出一個共同訴求:即堅持階級分析,及工人運動的有效性。

未開始前,先看看「身份政治」的觀點。這些觀點認為現代社會是多元的,人的身份認同也是多元的。以傳統產業為指認(福特主義)的工人身份隨著知識型經濟及非工業化而大規模衰落,而工人也非依靠單一經濟而存活。自僱者大規模出現;一般工人也可手持股票,可有樓收租,令階級身份變得含糊。在自由選擇的基礎上,個體與個體集結成不以階級為主線的身份集團,促成以多元身份為特徵的「新社會運動」。

「新社運」有濃烈的自由主義色彩,有評論者認為,八十年代興起的「新社運」(如婦女運動、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普遍帶有中產階級特性。我們可稱之為「自由主義多元論」。這種觀點明顯對現今社會抱有過於樂觀的想像(如果不是有意誤導的話)。它忽略社會日益兩極化的事實:大財團正擴展全球性的版圖,操縱國家及地區的經濟;而領救濟者、長期失業者、半就業者、血汗工人(尤其是移民勞工及黑市勞工)、貧窮婦女正不斷增加、南北世界日益對立。

不過,「自由主義多元論」無論如何與自由主義的右翼(即新自由主義)還是不同的。右翼對貧窮懸殊直認不諱,推諉於全球競爭,市場規律,認為誰也不應干預(不像「自由主義多元論」般支持「新社運」)。市場儼然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上主。

「身份政治」在當代的對手不只有「階級政治」,還有強調身份是主觀及流動的「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後者認為,集體身份有限制個體自主之嫌,因此特致力瓦解階級身份。「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實際上對所有的集體身份(包括性別、民族、國家、文化等等)都質疑,認為集體就是權力操控的結果。

如果說「自由主義多元論」對現代社會有過於樂觀想像,那「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則悲觀犬儒。「後現代主義差異論」雖然對統治者深惡痛絕(較「自由主義多元論」對統治者的憎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後現代主義差異論」對「傳統社運」及「新社運」同樣保持距離,認為這些運動也在編織權力羅網。

「自由主義多元論」強調多元的集體抗爭,「後現代主義差異論」標榜個體「在地反抗」。所謂「在地反抗」,指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個人在文化及消費層面上權力的破壞;「網絡」與「快閃」成為其標記。

讓我們回到主題,如果「傳統」的「左翼政治」需更靈活地重整旗鼓,以面對當前形勢,那「身份政治」及「後現代主義」可提供甚麼借鏡呢?但無論如何,我們應首先重申「階級政治」的迫切性。以下,讓我們看看三位學者如何從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及婦女運動,引申「階級政治」的意義。值得留意是,三位學者都不屬「傳統左翼」。

合作社、社區經濟與工運

吉布森─格雷漢姆(Gibson-Graham)不是我喜愛的學者,她們(二人)的理論與他們所舉的例子常存在巨大罅隙,未能自圓其說。但二人致力建立一套以合作社及社區經濟抗衡資本主義的學說,則值得參考。她們的分析尤其受到香港一些基層團體歡迎。

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二人認為現行的資本主義體系,實由不同的經濟組成。資本主義是霸王,靠剝削其它「非資本主義經濟」而坐肥,譬如第三世界的自主經濟、無償的家務勞動、社區及家庭互助等,本不屬資本主義範疇。吉布森─格雷漢姆認為,資本主義百孔千瘡,靠一套「資本主義天下無敵」的謊言維持統治,使老百姓誤以為資本主義牢牢控制著經濟每一個角落,不敢加以反抗(也想不出如何反抗)。事實上,沒有「非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剝削,資本主義就完蛋。所以吉布森─格雷漢姆認為,社會主義戰略可由推動「非資本主義經濟」抗衡資本主義開始。合作社及社區經濟因此成了吉布森─格雷漢姆選定的戰場。

儘管吉布森─格雷漢姆深受「身份政治」及「後現代主義」影響,認為身份是多元重疊的,但她們沒將「非資本主義」戰略與工人運動及階級分析割裂。相反,她們堅持階級分析的有效性,認為只要有資本主義一日,便不應忘記階級剝削的存在。作者因此引入多元論來重塑「階級政治」。

二人批評時下工會運動過於狹窄,只關顧工人就業與賠償,甚少將工會與社區結合。譬如在關廠抗爭中,工會只關心賠償,而不考慮關廠對社區的影響。工人即使取得賠償,也是個人的,與社區無關。吉布森─格雷漢姆將工人階級的定義擴闊至社區,認為工人可聯同居民一起收購工廠,或集合工人賠償作集體投資,創造社區就業機會。

將工運與社區運動連結,形塑「工人社區運動」的鬥爭場域,增加了工人談判籌碼,使他們不用與僱主單打獨鬥。

「社運工會主義」:反思「血汗衫運動」

如何將工運重新活躍起來一直是「左翼政治」的話題。受著資本主義外圍新興工業國工運崛起的影響(如南韓、南非、巴西),九十年代歐美工運亦有復甦之勢。有研究者將這種趨勢稱為「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社運工會」由兩種趨向合成,一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工運。亞非拉新興經濟體系在八十年代受金融資本及其代理人(如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衝擊,被迫採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果激發國內矛盾,工運乘時而起。這些地區,由於欠缺健全的民意制度,因此工運從一開始便與民主運動、社區運動廣泛結連。其二是,歐美工運的改革。亞非拉工運的經驗,讓歐美工會改革分子得到養料,反省垂垂老矣的歐美工運的路向。

正如「新社運」對「傳統社運」批評所指,歐美工會在戰後繁榮期得到資方認受,不少已龜縮建制內,與基層工人及廣泛群眾運動割裂。「傳統社運」更被批評為缺乏改革能力,缺少全球化視野,因而無力在新自由主義及彈性生產下保障被裁工人及基層市民權益,認為工運早已不是社運的主要動力。於是一些工會分子以亞非拉工運為藍本,呼籲工會重回社運之路,稱為「社運工會主義」。

當社會上主要的改革力量都信奉「身份政治」而拋棄「階級政治」時,「傳統社運」必須掙扎求存。「社運工會主義」可視為「傳統社運」與「新社運」的重新結連。余曉敏(一位在香港進修的國內學者)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一文分析了九十年代中期,北美工會與消費者、學生、教會、傳媒發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認為是一次「社運工會主義」的典型事例。

「反血汗工廠運動」借助消費者運動及傳媒力量,要求著名品牌公司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在生產中制定「企業行為守則」,如限制童工、提供安全工作環境、訂立最低工資等,並建立一套由公司或/及工會、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的監察機制。其中著名例子有「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推動的「大學行為守則」運動。學生透過靜坐、示威、遊行等方法,成功迫使200所大學對生產大學標誌制品的生產商履行「企業行為守則」。

一般而言,「企業行為守則」不屬法例,執行不易,僱主會設法隱瞞及違例,因此需靠非政府組織及工會獨立監察。

「反血汗工廠運動」帶有強烈消費者運動色彩,透過揭露違例事件,呼籲消費者罷買某個品牌,從而迫使企業妥協 (「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則例外,它不需透過罷買,可直接向大學當局施壓)。

但余曉敏指,非政府組織與工會同床異夢。工會面向的是工人,非政府組織面向的是中產消費者。結果,帶動「反血汗工廠運動」的是後者。工會認為,監察企業需靠工人集體力量;但某些非政府組織並無興趣鼓勵工人加入工會,而寧可鼓勵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加入非政府組織的監察機構。研究顯示,在整個運動中,工人沒有多少發言權,只是被動參與。而隨著企業熟習了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知道非政府組織無意改變勞資的權力架構,便樂意與非政府組織合與作,並紛紛標榜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來建立品牌,清除競爭對手。

余曉敏指,「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既未挑戰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也未否定消費中心主義;而消費中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解決「資本過度累積危機」的關鍵。「反血汗衫工廠學生聯盟」只是要求大眾做一個有道德的消費者而矣。是故余曉敏說,學生對教育市場化沒作出有力回應,就一點不足為怪。

可見,如何將「身份政治」與工運結合,確是一樁迫切、有待開拓的任務。

種族、性別與階級

在八十年代蓬勃一時的「新社運」,女權運動不可不提,它是「傳統社運」衰落以來最成功的社會運動。但美國女權主義者胡克斯(Bell Hooks)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一書,卻以黑人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批評八十年代「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的局限。

胡克斯說「白人中產階級」女權所宣揚的理念,是基層黑人婦女無法接受的。黑人婦女重視家庭責任,從小就承擔家庭照顧(包括對窮親人家庭成員的照顧),感到自豪。但「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卻視家庭照顧為束縛,認為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才是婦女解放的必然之途。不少黑人基層婦女自小就投入職場,身兼家庭照顧及打工於一身。對她們來說,低薪、缺乏尊嚴,環境惡劣的職場無論如何也非「解放」之地。

當中蘊含的差異,既有性別,也有種族,也有階級。「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爭取與「白人中產階級」男性平權,但貧窮的黑人女性如何與之看齊?是否黑人婦女應先與黑人男性平權?但黑人婦女明白,那些沒出色的黑人男人向老婆子女拳打腳踢,與他們每天受夠白人上司及街上警察的氣(可能包括女警及女上司),放不下大男人惡習,有冤無路訴,才惡形惡相;他們也是種族及階級壓迫的犧牲者。所以,當沒出色的男人打她們的時候,她們會召警求助;但當白人警察在街上追打這些沒出色的黑人時,她們會向警察發出噓聲。

一般學者將胡克斯歸類為「多元論女權主義」,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同屬「身份政治」範圍。但「白人中產階級」女權運動只標榜性別壓迫,而對種族壓迫及階級壓迫含混其辭。胡克斯認為,黑人女性面對的是一個由性別、種族,及階級壓迫構築的羅網。女性要解放,便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身份不在結構外,而在結構間──兼論「香港社會論壇」的意義

說現代社會的身份是多元的沒錯,但不同身份卻非散落一地互不相關,它們構成一個權力羅網。你或可像「後現代主義差異論者」所倡言般,從一種身份跳到另一種身份(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源的話);但卻無力改變這種「身份政治」的格局。在這個格局裡,階級位處關鍵角色。

以上提到的三位學者,並沒全面否定「身份政治」,他們是在反省其不足後,重召「階級政治」回歸。如果說,「階級政治」若過去曾一度陷入一元論陷阱而失去闡釋現實社會的說服力的話,那今天我們要思考的將是如何重建靈活而又有活力的階級分析,讓我們在抗擊新自由主義時,有著共同的理論和力量;而非散落一地,在邊緣各自為戰。

有人說,「階級政治」在香港早已失落(或說在香港從未出現);而「身份政治」,有說八十年代曾蓬勃一時(如居民運動),現已支離破碎,後繼乏力。

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及「23條」立法,激起廣大市民不滿,50萬人上街。但7.1過後,何去何從?是回歸多元分裂的「身份政治」,還是如「後現代主義差異論」般率先自我解構,化整為零?還是重新建立以「階級政治」為基礎,以基層為身份的基進戰略?

2005年「反世貿運動」後,部份團體曾舉辦社運反思,但參與討論的人數不多。2006年年底,「監察全球化聯陣」舉行首屆「香港社會論壇」,不同團體將再聚首一堂,共商「反新自由主義」路向。《聯陣》電子期刊率先製作「香港社會論壇」專輯,拋磚引玉,提出看法。望有心人不吝賜教,同為一個月後的論壇,燃點討論氣氛。

參考資料

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著、陳冬生譯:《資本主義的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余曉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三期。

貝爾・胡克斯著、曉征,平林譯:《女權主義理論 : 從邊緣到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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