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事已過，一切將變成新的？
---從天星碼頭審視香港的歷史觀－清拆與重置的意義

陳安琪

引言：

二零零六年天星碼頭被迅速清拆一事，喚起了社會各界對於古蹟文物保育的關注，這次的清拆事件，除了反映出特區政府的漠視民意外，同時亦引起了一次對歷史、文物保育、文化、後殖民身份認同各個問題的反思。歷史，在一個後殖民的城市，究竟份量有多重？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何以走出來跟政府清拆行動抗衡的人，都是與鐘樓感情「年資」最淺的一輩？對於年青一代來說，他們未經歷過的過去與歷史，反而成為了推動他們關心這個城市的力量，高官們所說的集體回憶或懷舊，似乎不適用於他們身上。孫明揚說，清拆碼頭一事要「放眼發展，兼容懷舊」，所以「規劃署會研究如何將舊天星鐘樓及碼頭的特色部分融入新海濱的設計，會考慮在新的海濱休憩用地重建天星鐘樓。」(文匯報12月14日) 雖然面對著各界的壓力，鐘樓卻在十二月十七日清早急急被拆卸，並且按一般廢料被處理。鐘樓的命運已定，好像已經再沒有再說下去的必要，但在政府的發展主義下，對於歷史文物的處理卻是有必要正視的。歷史，在後殖民的香港中，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文化研究學者Simon During曾提出「把過去他者化」一說。在清拆鐘樓一事上，各層面的評論事實上反映了對歷史不同方面的理解，孫明揚說尊重市民的懷舊，認為重置鐘樓便等於「解決」了市民的訴求，有人認為拆了又不等於會忘記歷史，但不拆倒也不代表會記起，但在這些論調上，都體現了During所指的「把過去他者化」。這文的書寫目的，就是從天星事件提出過的各種概念上，嘗試勾勒出一些對歷史的想法，參考During “The Past: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Memory”一文中，以文物作為保留過去與歷史的手法，在天星碼頭這一項目上，到底產生了甚麼問題，以致引起社會如此大的迴響。

一) 懷舊 (Nostalgia)

「我認為政府現時採用的做法是一個兼容社會對懷舊及配合社會發展的方法。」

孫明揚沒有詳細解釋過所謂懷舊所指的是甚麼，但從一般對懷舊(nostalgia)的理解，是帶有一種對過去生活的美好想像的意思，對過去的懷念，是發自感性上的，甚至可以是一種純粹個人的情懷。按During一文中提及，「詹明信將『當下的』懷舊視為一種對真正歷史的缺乏」(During, 2005:57)，但他認為「懷舊應該被視為『過去』這一角色的削弱與及社會身份建構繼承的後果」(ibid.)，懷舊二字，將對過去的重視，簡化成為一種純然的感情耽溺，而且這份感情，按孫明揚所言，卻只屬於一般市民，他們(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官員)在一個理性的、規劃的層面上，是有必要撇下所有對過去的感情，把發展放於首位。顯然地，就天星事件而言，懷舊二字的確將過去的重要性削弱了，並且建構起了一種特有的社會身份，似乎是普羅市民才會對天星碼頭發生感情，懷舊的情操於是也只發生在他們身上，形成了身份建構上的一個指標。所以，孫明揚把市民對保留鐘樓的訴求，純粹歸類為懷舊，就是把過去的重要性抹殺掉。懷舊，代表著一種對過去感情的耽溺、迷戀，相對於當下一刻的發展，懷舊就是不切實際的。而要解決懷舊這一情意結，按照孫明揚的思維，似乎只需要將同一物件遷移到另一個空間，任由它脫離了本身的歷史、空間語境繼續「存在」下去，讓思念的人憑弔、讓好奇的人駐足、讓未來的人膜拜，便已經可以將歷史延續下去。

懷舊這一概念，事實上與During所指出的歷史相對主義有共通的地方，他說「這樣把過去視為根本的他者，稱之為歷史相對主義，與進步主義其實是同出一轍。」(During:53)在進步的論述下，懷舊似乎是次要的，而且把過去與歷史減弱成一種懷緬，「在歷史相對主義，過去主要透過敘述的迷惑、陌生化的快感，幫助我們去理解現在，因為這種力量之下，現在與過去只有極其微弱的關係…」(ibid.)懷舊正好體現了這種過去與現在的割裂，懷舊令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回歸到一個感情上的層次，這些懷舊的論述使得過去似乎只屬於曾經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搬出懷舊二字，目的是要把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切斷，這樣的話，過去的重要性便因此而減弱，也使得清拆天星碼頭的工程顯得合理，因為市民對天星碼頭的感情，只是一種懷舊，然而完全說不上有任何價值或意義。

二) 集體回憶 (Collective Memory)

「拆唔拆﹐同記唔記得歷史沒有必關係。
拆了不一定會遺忘﹐不拆留下來也不一定會記得。」

這是從Inmedia的留言版中引用的其中一種說法，這種思維事實上是跟During一文提過的歷史他者化相當接近，為甚麼拆唔拆，會跟歷史沒有必然關係呢？「已死的歷史造成了一個特定的問題：過去成為了他者，是屬於其他人的其他文化。」如果人們是重視歷史，重視自己的城市，有人要破壞他們的歷史，破壞屬於他們生活一部分的時候，他們自然會為之而憤慨。那種因果關係，並不是因為要拆，所以才記起，而是歷史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拆了天星的鐘樓，就是要破壞這個城市的歷史。這種對於歷史的誤解事實上是香港一種很普遍的邏輯，因為我們習慣了博物館式的歷史，以為是一件歷史文物去「喚起」我們對於 過去的回憶，「因為過去在持續被他者化的過程中慢慢消失，要保留過去愈發變得艱難。過去被博物館化，成為了被計劃保存與展覽的物件。」(During:54)我們以為是透過一件歷史文物，去建築起對歷史的認知，而這種歷史其實是屬於其他人的。然而，歷史與文物的關係真是這樣嗎？這種關係似乎是很理所當然的，因為歷史從來沒有一個位置，只有在遺忘與記憶之間，它才是可以被說出來或者被形容，但歷史是甚麼呢？一個城市如果是重視歷史的話，根本不會有遺忘或是記得這些用語，當歷史只是徘徊在可有可無的位置上，可以被選擇為記得或遺忘的話，那些並不是歷史。那只是屬於個人的回憶。如果按這些回憶的思維走，拆了當然不一定會遺忘，不拆 也不一定會記得。但要注意的是，歷史並不能按這種二分法去定義，而且，這種說法根本就把「拆」這個動作過份放大，天星整件事從不在於簡單的「拆」，而是拆 的背後隱含的種種不平等權力關係、政權過大、漠視民意，甚至是青年人對身份意識的認同，與及更多更多的歷史意義。如果單單將整個運動歸納到拆與不拆之上， 就是把以上種種體現出來的文化價值與實踐全然否定。

「是不是拆了天星﹐香港人對香港的歷史就會忽然失憶﹖
早幾個月天星還末拆時﹐又有多少人每天過路天星碼頭﹐會想起六六年有個人曾經在那兒絕食﹖」

拆了天星，不代表香港人對歷史就會忽然失憶。然而反抗的行動，其實早就遠超越了記憶與失憶的層面。香港人對於歷史似乎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況，他們的歷史在拆與重建之中被纂改，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天星碼頭清拆工程進行時，未必人人都記得蘇守忠，但不記得，不代表沒有發生過。正因為香港對於歷史的不重視，以至天星碼頭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只留在懷舊或集體回憶的層次，於是，保留的原因也似乎離不開懷舊這些虛無的原因。如果按照「拆天星，香港人並不會因此而對歷史失憶，因此沒有必要保留過時的硬件」這邏輯，香港絕對可以完全拆了然後重新打造一個品味庸俗的「新」城市，全部舊式的建築改為毫無品味的偽包浩斯、偽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反正歷史書已為我們保留了應有的記憶，是否保存城市原貌也沒所謂吧，反正香港歷史博物館一年四季也有香港故事的展覽，把所有文物仿造再博物館化，也不見得對香港的運作有太大影響。但一個城市的價值不在於其外觀，而是她內在的歷史深度與精神價值，雖然香港有很多所謂的旅客觀光點，當中也包括了一些博物館與文物古蹟，但這些文物工業卻沒法將香港這地方的歷史切實地告訴旅客，即使將來天星碼頭真如孫明揚所應允，會遷移至中環的海濱長廊，但脫離了原有語境脈絡的文物，意義究竟在那裡？正如During所說的[澳洲]淘金旅遊景點，「歷史的厚度亦蒸發掉：所有的暴力、欺騙、幻想、失望、痛苦，淘金潮裡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都被漠視或者轉化成為懷舊、受遊客歡迎的形象…毫無疑問，許多文物工業的吸引點都把過去簡化成一些感人的形象，而且也沒有為遊客提供多少關於過去的資料。」(During:58)天星鐘樓一旦脫離了原有的地點，其歷史意義更會在旅客的來往中慢慢消失，那時候，蘇守忠是抗爭、反對清拆鐘樓的行動、碼頭曾盛載的歷史更加消散於香港的歷史之中。

結論：

香港的歷史在清拆與重建中慢慢消失，近來雖然多了民間的聲音反對清拆行動，甚至多了由民間自發的保育與發展方案，可是具歷史價值的地方仍然改變不了被清拆的命運。而在這些清拆的決定上，事實上反映了政府對於歷史的價值觀，他們對於歷史文物的處理，更加印證了他們對於歷史的不重視，以為將原件搬遷等於重視歷史的錯誤思維。天星碼頭被清拆後，並不代表事情得到完滿的結束，相反，正因為天星碼頭落得如此下場，我們更加需要重新審視歷史與城市、歷史與我們的關係。「懷舊」、「集體回憶」這些詞彙背後究竟如何扭曲了歷史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如何淡化了歷史在發展中的重要性，都是我們需要去深入理解的，如果我們不認真地審視自己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只將歷史視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情，這個城市只能在清拆與重建中慢慢被消滅，剩下簇新的軀殼，但卻失去了歷史和精神價值。

參考資料：

During, S. “The Past: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New York, 2005

孫明揚：《放眼發展 兼容懷舊 ——遷移天星碼頭的回顧與前瞻》，文匯報 2006年12月14日，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