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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硤尾重建︰公共空間再改造與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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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硤尾重建︰公共空間再改造與社會資本

    服務了香港五十餘年的石硤尾邨,於2006年10月17日正式進入最後階段的重建計劃,邨內居民應重建計劃須全部遷出。早前,10月11日明報率先在港聞版以大篇幅報導石硤尾邨居民搬遷情況並敘述石硤尾歷史,引起不少市民關注。其後數日,東方、都市等報章也開始報導。而在10月16日、17日兩日內,本港幾乎所有報章都對此進行了廣泛報導。

    從不久前本地媒體的焦點來看,石硤尾作為香港第一座公共屋邨,凝聚著不少香港的人集體回憶。報導透過以最多篇幅對石硤尾歷史、過去生活的描述以及對舊日居民的採訪,把被香港人遺忘許久的集體回憶重新懷緬,喚起了香港人對這個記錄著香港五十多年歷史的社區的關注。不過報導僅僅停步於對集體回憶的表面敘述,卻未能觸及石硤尾作為一個居民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在此不同Jurgen Habermas的Public Sphere) 與居民之間的密切關係,也無法讓讀者看到重建後公共空間再改造後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本文會以此兩個角度加以探討。

    一個具有多年歷史的社區,有其固定的文化及社區網絡。居民們在同一個密封的環境裡,經過多年的互動,根據其擁有的公共空間,發展出一種維持該社區和諧生活的關係。石硤尾區數十年來,聚集的是共同經歷過當年大火而失去家園的一群窮人。雖其生活環境惡劣,且公共設施嚴重缺乏,但擁有相似背景及經驗的居民在多年來的互動及磨合下,在一個出房門見街坊的空間裡,就能因彼此期望、需要及必須面對的生活問題類似,而建立了一套共同的文化,且發展出一套外人無法想像的一種特殊關係。

    街坊口中的石硤尾邨, 具備著學者珍雅各布斯所描述的一個社會資本充裕的社區的特色 。社會資本意即個人在一個人際關係的結構中能產生的資源 ,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提出,他認為社會艱苦,但人們自得其樂──大人打四方城,小孩捉迷藏──鄰里互有聯繫。因為室內環境擁擠,人們都在走廊間活動,擠出一分微妙的感情,也形成了一個和睦的社區環境。雖然偶有爭拗,但總很快地就和好如初。為了在艱苦的環境裡生活,鄰里之間守望相助。 就因為這種睦鄰關係,家家戶戶早晚「中門大開」。如此一來,整個社區從共同的生活文化及集體回憶凝聚了豐富的社會資本,同時社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來自一個相互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路 。社會資本有利於一個社區的穩定及良好發展 。當年石硤尾邨居民生活會資本也維持了社區的穩定。

    屋邨內的士多是社會資本凝聚的一個來源,它除了能提供大部份居民的日常所需,也能作為一個居民聚會聊天的地方,並無形中成為一個非正式的社區組織。士多在屋邨這個公共空間裡聯繫著邨內居民,建立起互信互惠的關係並鞏固社區文化。同時如珍雅各布斯對社區的描述,因為具備這些具有如此強烈的人際及社區網絡裡來凝聚社會資本,區裡的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多重角色 。士多老板除售賣商品外,也能為幫街坊修理水喉、門鎖,老板娘也會義務幫長者送貨、買菜,當然也能一個社區資訊傳播者;甚至連看似外人的管理員,也能在居民偶然因居住環境狹窄而產生的爭拗中擔當「和事佬」。

    本來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區經過多年的文化沈澱,累積了豐富的社會資本。政府在進行重建時,卻常以一套理性化的邏輯去規劃。政府高高在上運籌帷幄,以為只要把公共空間再改造,提供一個具備標準功能的住所給予市民居住、工作、休閒就足夠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區,卻無視人際密切交往間產生的社會資本。同時政府也忽略了舊區多年來累積的社會資本,並無法像遷移居民似的同步轉移。

    公共空間再改造,等於把固有的生態摧毀。舊區重建,居民們分開搬到不同的社區,再也不是原來固有的社區生態。搬遷後與本來的鄰里親友在地域上拉開距離,因經濟上的局限也未必能時常重聚。就算原區遷移,但環境一變,人也變,也再難以恢復過去的生活。人們在失去固有的支援系統後,未必能馬上順利地建立起新一個人際網絡,居民由此對社區逐漸失去歸屬感,也開始對區內事務漠不關心。我們在新型公屋裡,已經再也看不到如石硤尾邨街坊口中敘述的生活了,只看見家家戶戶緊閉大門,不相來往。室內私人空間的增加,使得人們不再把走廊作為一個共同活動的公共空間。

    同時本來維持社會資本的人與物也漸漸被攻陷。隨著社會上整體公共空間被壓縮,新社區租金上升,超級市場及便利店取代了公共空間內的士多。但其商業理念使得商店抽離於社區,缺乏過去維持社會資本的功能。舊日的士多建基於鄰里人際間的信任,超級市場則持理性卻非人性的服務,同時也使人們漸漸走向非人性的鐵籠。失去了公共空間及人的互動,固有社區漸漸消失,難怪堅持多年的超級士多也不想再與超級市場鬥下去。如此一來社會資本的減少,就開始為新社區的穩定埋下隱憂。

    失去了這些帶著過去到現在的集體記憶的人們,空有一座美荷樓作為博物館,陳設的也不過是形式上的集體回憶,更何況至今仍無人願意承擔這個管理責任;而遠方新重建成的美如樓的高租金能讓多少原本低租的搬遷者進入呢?有人說,香港的重建並非如外國的renewal,而是break down then build up。的確,許多集體回憶及文化生態隨著政府無視人性的推土機被鏟除,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卻因為新社區裡社會資本的缺乏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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