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Media 編按：據讀友小鵪鶉提供消息，自劉遵義校長會見同學後，中大教學語言風波沉寂一時。直至三月七日，下午四五時許，中大文化廣場一塊壁報板上赫然張貼著一篇名為「笑中大」的文章，署名為「幾位支持“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該篇文章貼齊整塊壁報板，標題更以紅黑字配黃色布料襯底，非常奪目，不斷引來途人圍觀。據悉，該篇大字報並未向學生會登記。隔日早上，范克廉樓地下出現一大疊該文章的印刷本，並謂作者已將該文發表於bbs.oal.cuhk.edu.hk討論區。同日下午，署名「一個人」的文章〈笑過了，多看點書罷〉張貼於另一塊壁報板上，對前文作出回應。

為饗讀者，In-Media 特別轉載，並附「笑中大」原文及另一篇回應文章<與〈笑中大〉作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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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中大〉（下稱〈笑〉）一文所秉持的語言觀，明顯是相當樸素（naive）的，因此它的「笑」，也顯得「天真無邪」。無論如何，如果這是一篇由中大同學校友自發撰寫的文章，又不與任何政治勢力有所聯結，我們也該對之付上敬意。以下謹分析〈笑〉的語言觀。

1. 語言必須是規範、純淨的？

〈笑〉文主力攻擊中大反英語化運動「獨尊粵語」；〈笑〉認為，粵語是方言，而香港如此著重自己的方言，會導致它成為與中國及世界溝通的攔路虎。方言與規範的官方語言是相對的，由此可見，〈笑〉認為唯有全面緊貼規範，去除方言的雜質，我們才能溝通。然而，這種溝通圖象的簡單，是與世界學術思潮完全脫軌的。任何認真思考語言的哲學家、思想家、語言學家，都會指明要完整劃出「語言規範」是不可能的，遠可參見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等語言哲學的論述，近可參見台灣學者陳光興、錢永祥等，或香港學者如汪惠迪、大陸學者如戴錦華等等。而當代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胡克斯（Bell Hooks）的說法更值得玩味。

胡克斯在學院教授英語及婦女研究。在教室裡，她鼓勵學生用母語（黑人方言）發言，然後將其翻譯，因為「這樣使得學生不必感覺到接受高等教育就一定要疏遠她／他們最熟稔的語言和文化。」而當學生們開始用各種不同的語言發言時，有些白人學生會感到不自在，而胡克斯則鼓勵他們把無法聽懂某人說話的時刻視為學習空間。胡克斯會在她自己的講座中使用各種方言，她說：

「我這樣是在暗示我們不必聽到和了解完整的講話，不必把敘事當作一個整體來『掌握』和征服，我們可以只了解一些片斷。我們可以從沉默的空間中學到東西，正如我們從言語的空間學習一樣。在我們耐心聆聽他種言語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那主張所有欲望都必須即時得到滿足的資本主義的狂熱和消費文化加以顛覆；或擾亂破壞那主張只有用標準英語講話的人才配傾聽的文化帝國主義。」

當然，我們面對中／英文、國／粵語時，都應持胡克斯所提倡的開放態度。但問題是，中大校方將國際溝通等同於課程的劃一英語化（若非同學抗爭，校方不會提出各種微調措施如學系可規定非本地生須懂中文）；正如〈笑〉文，它所要求的是一種「規範」、「純淨」的語文，對自己聽不懂、看不懂的方言持敵視態度，正正與胡克斯所倡的開放態度背道而馳，也與真正的國族互融背道而馳。

2.「殖民」、「強權」聳人聽聞？

〈笑〉認為「殖民統治」、「強權意味」的說法是聳人聽聞。我以為只是〈笑〉的撰文者對「殖民」、「權力」這些字眼太過陌生，太過大驚小怪——〈笑〉的撰文者以為這些是很遙遠的東西。其實，在文化研究等等的學科中，「殖民」、「權力」都是非常普遍地使用的字眼，而這些事根本也和我們距離很近。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便是活生生的（文化／經濟）殖民行動；而即使是親密如情侶關係，也可以有權力運作其中。「殖民」、「權力」這些詞語在世界學術界的廣泛運用，是對全球化狀況和無處不在的剝削與被剝削情況的警醒；這種對本土文化狀況的焦慮和關懷，不單只出現在香港，在大陸和世界各地的有關著作，都是汗牛充棟。唯有正視自己與他人的文化，正視生活中各種或隱或現的政治衝擊，我們才不致在國際化的洪流中淹沒自身。

我認為，〈笑〉的撰文者對「權力」這類字眼的抗拒，和對日常生活中權力關係的不敏感，與其「純淨」、「規範」的語文觀仍然有關。

中國翻譯學者孫歌曾批判當今中國大陸的外語教學，過於偏重語法和語音訓諫，而忽略了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這種將語言視為透明的載體工具的教學，只能教會學生「識別」，而非「理解」，所以認為語言只與技術手段和生產工具有關。而當語言由背負著一套有待理解和發掘之關係的符號，簡化成純為「識別」指令的信號，那麼符號的可變性和可塑性，都會被規範的一致性所取代。孫歌一矢中的地指出：假若是建立在這種簡化基礎上，「外國研究」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即是說，如果外語教學與研究不能審視所處的文化位置的複雜性，進而不能擁有單語文化視角所不具備的思想生產能力——那麼雙語教學與研究所憑借的立場，就僅僅是對母語文化立場（甚至僅僅是意識形態立場）或者是另一種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而不言而喻，這兩種複製不僅不具有原創性，甚至就複製本身而言，它也往往有鸚鵡學舌的拙劣之嫌。」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繼續秉持著語言必須是規範的、純淨的觀念，那麼就算引入了外語教學，或者保持雙語教學，而不能審視語言使用者的位置、語言與意識形態之深刻關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那麼理想中的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就依舊遙不可及。孫歌的批判如此深刻入骨︰

「當今外語教學最易培養兩類型的學者︰要麼是毫無頭腦鸚鵡學舌的文化買辦，要麼是極端而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因為它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何處？』」

3. 何謂殖民？

殖民關係不是以國籍、血緣來定義的，而是以其對被壓抑文化的態度來定義的。這是討論殖民關係的基本起點。

普通話作為「新殖民主義」的開端，這個說法其實並非天方夜譚，周蕾（Rey Chow）早已形容香港的情況是「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因為在殖民時期，香港只被視為經濟生產的工具，其獨特的文化不受尊重，香港的前途無法自決，而在回歸後，這些情況並沒有得到怎樣的改善。我無意將普通話和粵語在所有場景裡的複雜關係都簡化為前者對後者的壓迫，我也反對粵音不正的新來港人士所可能遇到的歧視。但我想提醒「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的同學和校友」（及其他人）︰假若你們對待香港本地文化是持蔑視態度，欲以某種自命正統的規範取而代之，視香港為純粹經濟生產的工具，那麼無論你們是外國人、內地人還是香港人，你們就已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

有人可能會說，我所引的理論也是英文作品嘛，可見英文多麼重要。我想說的是，就我所見反對是次的「英語化運動」中，「反對偽國際化者」從未說過要全面拒絕英語。中大一直如此︰上課中英夾雜，日常普粵混用，不斷在各種語言之間出入。這種混雜的溝通過程並不保證永遠平等、開放、流動，但一旦追求徹底死硬的規範，就是真正的封閉、僵化、不平等。在學術上對英文無可避免的倚賴，當然有其危險存在，因此，我們在學習之時，更加要留意到各種各樣的權力關係。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如果沒有今天香港這個在地抗爭的機會，我再讀一百本外國理論，也沒有機會把它用出來。而沒有真正運用過的知識並不是自己的知識。因此，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對所身處的土地之關懷和投入。

對他人文化的蔑視和禁制是撕裂族群的起點。「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的同學和校友」，希望你們能夠尊重各種並不佔據中心位置的文化。

4. 國際化不是閉門造車

〈笑中大〉這篇文章有一個特點，就是好像對「中大英語化事件」眾多的討論充耳不聞，只咬住一點大加發揮，譬如「我們的大陸同胞比香港人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我初讀〈哭中大〉，對那句也頗不順眼，想起而以筆伐之。問題是，學生會已經道了歉，也修改了文章，在對外發言時也更著意於發表內地同學的意見，調和內地同學與本地同學之間的矛盾。再咬著不放，又不回應他人論點，就只會顯得封閉和意在挑撥。如果說，〈笑〉文的說法為何好像不曾浮上表面，我個人以為，乃是因為這種認定「語言是純淨、透明的工具」的語言觀，在今日的學術界裏是站不住腳的。「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同學和校友」，希望你們在支持之餘，也要多閱讀和思考，（起碼讓自己真正地國際化一點），更瞭解現在世界上關於國際化、全球化的思潮正在討論甚麼。

引錄書籍——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香港。

作者：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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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笑中大——講方言的中文大學
號外號外！

——“整program d數字唔係1就係0……我地依家寫個program先，exclude左professor金同department，個program就係幹咁既，如果中大教職員與萬幾個學生作出反對or存有疑問，then校長你既選擇係0繼續推行or1立刻暫停，唔知校長你會return個咩value呢，同埋呢個program有兩個限制，第一個係一句statement之內答到我地，同埋你time limit只係一分鐘。”——《中大學生報號外：校長回應國際化，英語授課不推延》中所引用之現場提問

——國際化的你，看懂了嗎？反對國際化的你，看懂了嗎？

香港中文大學在最近的傳媒上真是風光無限，曝光頻頻。校方主張“國際化”、“英語教學”的改革方案，學生會“捍衛中文大學為華語世界服務的創校精神”，見面會咨詢會接二連三。校方聲嘶力竭謹小慎微，部分學生臨表涕零群情激昂。雖說數千年歷史橫亙眼前，似乎每一步探索都是步履維艱，但這樣一個可能導致的進步舉措亦引起如此爭執紛擾，也不免讓人再次感嘆啊。喪幡式樣的“哭中大”條幅觸目驚心，年前年後的文化廣場一片索然，再看看這《號外》中這唯一的一段現場原文發言，卻不禁失笑——笑這十幾億華人裏倒至少有十億看不懂更聽不懂的“漢語”！問問那些哭泣的同學，你們捍衛的到底是傳承著上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呢？還是在捍衛一種區域性的地方方言？

效顰古人三笑，不知是否能有同樣風姿令各位看官回眸：

一笑Canto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當有些同學高舉“捍衛中大理想”，淚眼婆娑地對我們說，“中大將不再是中大！”的時候，我們同樣覺得震驚、覺得熱血沸騰。可轉念沉思，卻覺困惑：如果說教學語言用英語就會造成中文大學不再是“中文”大學，那麼一直採用廣東地區的一種區域性語言——廣府方言，就可以使中文大學真正的成為“中文”大學了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如索性改叫“香港廣東話大學（Canto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甚至英文縮寫都無需改變，多好！

校方的文件中曾經提及，內地學生更願意選擇由英語、而不是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學生會便以此攻擊校方意指內地學生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在這裏，我想跟學生會的同學探討一下，所謂的“自己”是站在什麼立場來說話的？“自己”是誰？如果“自己”只是華南部分地區操廣府方言的人群，我們無話可說；如果“自己”只是有著近七百萬人口的香港本土，我們也無話可說；如果“自己”只是學生會部分同學的自我認同，我更……我只能選擇沉默。

笑評之餘，我們冷靜思考，其實中文大學的“中文”其實是來自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和傳承，而並非來自僅僅堅持某種語言媒介這樣的表像，況且這種地方語言並非能夠很好地代表中國文化。如果希望“中文大學”是一所具有完全地域特色的、純區域性的CUHK，反對“國際化”、堅持“廣東話教學”就無需這樣那樣的邏輯論證，僅僅聲明要求“區域化”就可以了。

其實何止是廣東“話”了，在今天的香港、今天的中大，甚至連書寫文字也在逐漸徹底“廣東話化”。語言與文字本是一體，堅持粵語反對英語，將來，香港學生寫出來的文字外國人看不懂、大部分中國人看不懂、只有香港人自己看得懂，豈不可悲？廣東話，這門曾在特殊時期對傳承及弘揚中文做出特殊貢獻的方言，卻將成為阻礙中文在香港進一步推廣的“新霸主”，成為香港社會與其他中文、外文社會溝通的攔路虎，豈不可悲？

又有同學在反對英文教學時提及“中大使命”。今時今日，“中大使命”到底應該是什麼？仍是四十年前反抗港英殖民大學的使命說？是堅持廣東話在教學乃至重大事務中的“小霸王”地位，直至將"兩文三語"演化成"三文三語"的使命？還是逐步引導、推動香港社會在語言上與全世界的中文社會真正融合？如果完全枉顧歷史發展的生搬硬套，為反對而反對，恐怕那些首創“中大使命”的大師們，也只能哭笑不得吧——無論是錢穆還是余英時，他們雖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內蘊，然而又有哪個能夠讀得懂本文開篇引用的那段話呢？

二笑捨本逐末、體用不分

其實英文教學本是個簡單的教學形式問題，實在沒必要把它誇大、提高到了一個不該有的政治高度。對於大學而言，教學語言是否採取英文對“弘揚中華文化”與否本無直接聯繫。一所建築大學，即使全部採用中文教學，恐怕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推廣也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反之，如果中大的學系通過英文授課、甚至是用英文講授中文類課程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留學生、並讓他們瞭解中國文化，對中華文化可能講會起到更加宏大的推進作用。動輒扯上“殖民統治”、“強權意味”之類的用語不過是聳人聽聞。試問，如果說英文在香港的流行源自於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難道普通話的普及就是“新殖民主義”的開端？難道香港人從此就守著這彈丸之地，建造個現代版的桃花源？那不可能，香港也不想。社會歷史表明，只說廣東話、不會普通話其已成為香港的劣勢，語言的障礙使香港在與內地進行廣泛經濟、學術交流的過程中遇到障礙；較高的英文水準反而卻是香港的優勢，這使香港人容易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進行更多的交流，對弘揚中華文化本身來說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而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是否預示著對中文或是母語的有害衝擊？從大陸的例子來看，內地的許多城市如上海、成都、重慶、廣州，都存在有異於普通話的當地方言。大學、公司乃至政府機關採用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並未對當地方言造成實質性的衝擊。幾十年來，這些城市的方言依舊保留著各自原有的特色，依舊在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由此可見，採用非本地母語作為大學的教學語言並不會對母語造成傷害，卻能在學術交流、招收非本地學生等等各個方面起到本地母語所無法起到的積極作用，同時這也是一所志存高遠的大學躋身國際平臺，拓展發展空間的必然步驟。

當一名講國語或者普通話的非本地生面對幾所不同的香港高校，要在廣東話這門“聽不懂的中文”的和英文這門“聽得懂的外文”中做一個選擇時，“中文大學用廣東話授課可以更快融入香港社會”這個考慮不應該成為其判斷的標準。負笈南下為知識而來，書生友誼乃生活所與，切末本末倒置。有誰能證明港大科大的內地學生比中大的更難交到朋友、更難融入香港社會呢？教學與生活是不同的，不要隨便得出推動國際化，宣導英文教學就是撼動了現今校園生活的根基這樣危言聳聽的結論來，這樣雖然可以博得同情和支持，但是於事無補。

三笑危言聳聽唯金錢論

在《哭中大》中，作者指出：“所謂的非本地生，其實絕大部分是來自國內……為了那三十幾個外地學生……這樣做值得嗎？”這裏多少有偷換概念的嫌疑。在此想蠡理的是：首先，擴招非本地生和英文教學不是直接因果關係，而是並行為國際化的舉措。其次，對非本地生的招收恐怕也不是單一財政問題，“搶錢第一、學術第二”真是不知語出何處。

許多從香港之外來的學生都有這樣一種感覺：中大目前的硬體設施、教學資源、師資力量等許多方面都遠在內地一些著名高校之上，甚至超過了英美的很多大學。然而，中大的一個很大劣勢是缺乏優秀的生源。內地的一流大學每年可以在全國七、八百萬高考考生中挑取最優秀的學生進入自己的學校，而香港的大學卻只可以在本地區有限的考生中選擇新生。教育以人為本，在如此顯著的生源差異下，中大要想強於內地一流高校都不容易，又談何與世界一流的國際性大學試比高？

生源與大學發展息息相關，對大學品牌樹立尤為重要。而校方所推行的擴大非本地學生招收比例的計畫，正是在吸引非本地優秀生源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匯聚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僑中的精英學子、使中大在“國際化”的路上首先成為大中華圈的領先大學，更是中大的“長治久安”之計。

大學與市場的互動，是現代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充足的財政支持，也是大學追求的目標之一。但至於說因此得出“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這樣狹隘又功利的結論，當真就是貽笑大方了！

仍舊讓歷史來說話，從中世紀到現當代，從象牙塔到平民化、市場化，大學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這些變化的背後，還是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大學的理念和精神，其理想和追求沒有改變。

博文約禮：誠明、明德新民、修德講學、止於至善，大學依然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

“哭中大，哀淚眼，
做秀歪風滿眼見。
不求今日同氣好，
昔時嶺南聲共勉。
君不見，哈佛耶魯與牛劍，漢學研究走在前；
君不聞，四院諸律傳統重，校格彰彰仍為鑒；
君不若，施夷夷語以國際，港校改革吾輩先。
步驟操作有商榷，
固步自封難為變。
切忌自輕自大話方言，
還我中大一個笑團圓！
歪詩一首聊表意，
冀望母校拓新天！”

——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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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與〈笑中大〉作者書
文﹕廣東名駒馬主董兆銘

廣東名駒馬主董兆銘頓首，〈笑中大〉作者群足下﹕
閱畢閣下論著，有話要說，故聊書一筆，同時也希望同學觀罷此書後可有更多的討論。

一. 地方語言與中國文化

首先，文中說到「這種地方語言(按﹕即文中所謂的「廣東話」)並非能夠更好地代表中國文化。」本人在此有些意見，具體可見於後。

方言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其實，方言正也代表了中國文化。因為地方語言/任何語言都保留了文化的某些面向。雖然，我們可以說廣東話只有廣東的特色，而上海話也只跟江浙一帶的文化有較明顯的關係，而它們也不可以反映中國文化的全部面向，在同一道理下，「普通話」可以更好代表文化也不成立。普通話也只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某些面向，不可能反映(或更好地反映)中國文化的所有面向。如果我們把上述兩者從文化中剔除出來，就會顯得缺乏，這種一味強調「代表性」，完全不理會「代表性」的構成元素，不理會元素之間的整合，就正如在足球比賽中一味強調前鋒是全隊靈魂而把其他球員視作閒角的球迷一樣，是愚蠢的，同時也是外行的。

再者，中國文化中正正就有許多不同的文本，成為了文化代表，而諷刺地，這些文本也是以方言寫成的。最明顯而矯飾的例子，就是列入了聯合國世界文代遺產的崑曲。崑曲出自崑山腔，是元明之際在南方崛起的腔調(其他的例子有弋陽腔，等等)，而崑劇的作者，例如湯顯祖(江西臨川人)就是南方人。另一種明代戲曲的著名形式──「南戲」(例如《荊釵記》、《劉知遠》、《拜月記》、《殺狗記》和《琵琶記》等等)，就是因為地理上的位置而得與元代的「雜劇」(北方) 分庭抗禮，成為元明之際文化中的重要代表。

另一方面，即使是現代粵語，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粵語中的聲調中保留了入聲而普通話則沒有，這樣，現在我們以粵語來唸古典詩歌，也可以讀出入聲，普通話就不可以，我們可以何看看曹植著名的詩篇《煮豆》﹕

「煮豆持作羹，溺菽以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又可看看唐代杜甫的《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家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戳。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這兩首詩即使以現代粵語來唸，也可讀出這兩首詩是押入聲韻的，反之，如果以普通話來唸就不押韻了。粵語的平仄的保留，正為中國文化保留了重要的遺產，廣東人可以輕易作好對聯，而北方人不能，這可算是這方面的進一步例証。事實上，我們在創作古典詩歌時，必需要用古韻的，正如我們必需要用腳踢足球，不可用手一樣。可見，方言文本並不是不能化表文化，反之，在很多時候，方言文本也成了文化代表，例如崑劇﹔甚至是「唯一」的代表，例如粵語保留古韻。從這個觀點出發，閣下的觀點可未見其明。

二. 「廣東話化」及其他

文中也提到香港的漢語寫作「廣東話化」(按﹕正確來說應是「廣州話」)，但是，漢語寫作的方言化並不是新事，同學只要找找書，看看學者們對五四前後作家的白話文作品的研究論著，就可知他們的作品的方言化之「嚴重」。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的作品「出軌」又或者是甚麼的，反之，他們作品之中的語言，更成了現代漢語語法的基本樣式，例如魯迅的文章就常常加插了一些吳語的方言成份，而他的作品也被視為現代漢語的其中一種「經典作品」。從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方言化」根本不是問題。

我們之所以對「廣東話化」的寫作產生各種不安的感受，原因在於「廣東話」一直以來在書面寫作中的弱勢(又或者是文化中的弱勢)。我記得有一位老師說過「我們不應鄙薄粵語」，而事實上，在方言和共同語(即是普通話)的角力場中，兩者在學理上根本就沒有主從之分，而兩者的價值也是一樣的。他們的分別就只是方言使用人數較多，共同語的使用人數較多﹔方言的流通力較低，相反共同語的流通力會因教育、推廣等因素而加強。如閣下認為「廣東話化」是一個問題的話，視野實在偏狹。

三. 被書寫成「九首怪物」的普通話

另外，閣下又提到「從大陸的例子來看，內地許多城市如上海、成都、重慶、廣州，都存在有異於普通話的當地方言。大學、公司乃至政府機關採用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並未對當地方言造成實質性影響。」在下不知這句的用意何在，但從以上的思路出發，可知閣下以為普通話不斷地對方言構成「非實質」(但是存在的) 影響，本人不大同意閣下這樣的一種語言觀。

如依閣下之說，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是單向的，即是說，只有普通話影響方言，而方言不會影響普通話。從本人第二段表述的方向出發，已證明這個理論之缺乏。進一步說，普通話之所以成為共同語，背後的理念已和政治權力分佈等這些範疇的問題扣連，例如政治中心於何處，以至政治領袖為何等問題。這個問題已不像閣下般理所當然地可以三言兩語，只說使用就使用，還把這種語言看成正統的這個說法可以解拆的了。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共同語的基礎正需要方言。例如漢代揚雄《方言》中的通語，跟不同「方言區」的方言或多或少地扯上關係。當然《方言》中有不少訓例沒有明示何者為通語，也有些通語(即現在所謂的「共同語」)是沒有表示它屬於哪一種方言的。不過，無論如何，《方言》的通語，其實也印証了「共同語」需要「基礎方言」這個現象。由於語言的紛繁複雜，使用方式的多種多樣，所以沒有一種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是單一的，它總是從不同方言中汲取養料，而《方言》的通語跟不同的方言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也正肯定了這點。

所以，閣下對普通話的看法，未免粗淺，同時也未免把從不同方言中汲取養料的普通話看成是一頭吞噬其他方言的「九首怪物」，這既不符合語言發展的規律，也表現了自己對政治權力的逆來順受，這未免帶了點奴性。

四. 贅語

老實說，我不大明白同學在撰寫〈笑中大〉時的用心，而我也不會試圖去猜測這篇文章的意圖。不過這篇文章著實引發起本人思考不少關於語言的問題，所以便把這些想法記下，以作為討論之資。這篇文章的資料決非詳實，但在下覺得還是有討論空間的，最後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