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廟（1843-1876）：一片源遠流長的社區用地
根據歷史學家 Carl T. Smith 於1973年撰寫的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3），早於1843年開埠初期本地華人已在荷李活道(即後來中央書院校址)興建一座城隍廟。這是殖民地時期本港第一座華人的社區建設項目，當時的廟宇除供祭祀用途外還發揮市區會堂 （town hall）的功能，供居民開會處理糾紛。亦即是說，荷李活道中央書院地段曾是殖民地時期香港市區內第一所華人市區會堂。皇仁書院前校長 John Stokes 編著的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中亦有記載此資料。
1852年Rangel先生買入土地，在城隍廟周邊興建50間房屋。1876年政府買回土地，籌建中央書院並拍賣所有物料，城隍廟被拆卸。
城隍即守護城池的神，也是神界的司法官，主宰法治。這片土地曾守護著香港人的祖先，可說是香港的根源所在。遺址旁的城皇街，見証著這一段早已湮沒的歷史。附近不遠的文武廟至今仍供奉一尊城隍像，不知是否城隍廟的遺物？
中央書院
- 1862年在歌賦街創校，是香港首間由殖民地政府開辦和全數資助的學校。
- 1884年4月15日孫中山先生正式入讀歌賦街中央書院，時年18歲。
- 1884年4月26日香港總督寶雲爵士為荷李活道新校址主持奠基儀式，孫中山先生以學生身份出席典禮。據當時另一名在場的學生Walter Bosman憶述，有人曾將一些金幣埋在位於校園東北面的基石底下，但至今無人能找出基石所在（Stokes,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28）。
- 1886年孫中山先生離校（古物古蹟辦事處資料）。
- 1889年7月正式遷入荷李活道新校舍，並易名維多利亞書院。校舍用了五年及耗資$250,000建成，是當年除大會堂外全港最大及最宏偉的建築物，後被尊稱為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
- 1894年再易名為皇仁書院，校名沿用至今。
中央／皇仁書院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間官立中學，為華人提供世俗化的西方教育，是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搖籃。由於開放給非華人就讀，培養學生發展自由的人生觀及更具世界視野。重視英語教育，訓練出中英語流利的人才。中央書院是香港師範教育的始祖，亦直接造就香港大學的成立，可說是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見証。創校一百四十五年來為香港以至中國培育大批人才，包括國父孫中山、何啟、胡禮垣、唐紹儀、廖仲愷、何東、陳錦濤、王寵惠、溫宗堯、黃文山、謝纘泰、簡東浦、羅旭龢、羅文錦、韋玉、律敦治、利希慎、霍英東、何鴻燊、文洪磋、張永賢、黃義華等，現特區政府的許仕仁及黃仁龍亦是該校的畢業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期間荷李活道校舍損毀嚴重，淪陷時期更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的書桌淪為飼料箱。日軍撤退後，本地人從校舍拿取木板生火取暖。1944年一場大火摧毀校舍頂部，有人在瓦礫中尋回校長Dr Bateson Wright 之半身像。
1948年校舍清拆，1951年建成兩座已婚警察宿舍及少年警訊會所，但舊校舍部份原建築仍然保存，包括整個地基，圍繞該址的圍牆和檔土牆，多組花崗岩石柱和柱墩，士丹頓街入口石階及連接上下平台的一道大石階，都是過百年的古蹟，雖然部份圍牆曾因破損而需修建，但不失其完整性，從中亦反映出它所經歷的一段艱苦的歲月！
戰後，位於士丹頓街和鴨巴甸街部份的圍牆，每年七月十四舉行盂蘭勝會至今超過五十年，而在鴨巴甸街和荷李活道交界圍牆，每年二月舉行驚蟄節活動。這都是街坊的重要宗教節日，亦是我們社會文化遺產。此外，在中山史蹟徑十三個景點，只有這裡剩下重要遺蹟。
我們可看到一個清晰的歷史脈絡：城隍廟（城市的守護者，主宰法治）——中央書院（香港精英搖籃，國父的母校）——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司法前線人員、特首曾蔭權先生的舊居）。
城市守護者、作育英才、法冶精神 — 這片土地把香港的歷史脈絡一一串連起來。
基於上述的歷史背境資料，我們強烈要求當局保留上址的所有遺蹟，並即時展開獨立及詳盡的考古研究，公開所有資料，鼓勵民間討論。規劃方面必須配合及突顯古蹟的歷史重要性，將原屬社區的用地歸還廣大市民，此舉對提升公民教育及振興旅遊業將有極大幫助。
百年不倒的圍城古蹟本身就是一個記憶的載體，它所蘊含的歷史層次和深度建構著這城市的人文精神。透過完整原址保育及規劃作公共空間／社區設施，我們可有效地發掘和釋放這遺跡的歷史記憶，為它賦予新生命，給社區以至全港市民尋回一份久遺的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