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豈止是集體回憶﹖

按﹕早前完成了的一篇文章,遲了張貼......

2006年12月,政府清拆天星碼頭,惹起軒然大波,不少論者以各式各樣的標籤分析這場運動,例如「集體回憶」是這場運動的成因、運動的形式是「新社會運動」(蔡子強)、參與這場運動的年青人是「吸納不了的激進」(梁文道)、「真中產」(陳雲)……作為是次運動的半參與者,一方面我想在眾多標籤之中,自己論述自己。

「集體回憶」是成因﹖

11月12日,15萬人到中環告別天星,是因為「集體回憶」,那麼,為什麼同樣是因為「集體回憶」,12月的反對清拆天星行動卻沒有號召出以萬計的香港人﹖相信是大家所指的「集體回憶」有所不同。

不少論者嘗試拆解「集體回憶」這個標籤背後具體所指的是什麼,其中一個說法是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人憑籍著「獅子山下的拚搏精神」,使香港化身成為「東方之珠」的歲月。對於這個說法,我沒有反對,只覺過於簡化,因為在這個獅子山下的故事背後,同時發生著多個版本的故事。

《香港故事》加長版

50、60年代,大量難民因為戰亂、文革,無家可歸,從內地逃亡至港。他們到港後,流離失所,大多投靠親戚,居住環境擠迫惡劣,但求「有瓦遮頭」。60、70年代,也就是「獅子山下」的輝煌歲月,當時香港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適逢輕工業如紡織、成衣、鐘錶等興起,大部份人到工廠「打工」,其時經濟起飛,部份勞動階層「死慳死抵」,先富起來,「為求有個竇」,把積蓄花在房屋上,地產業漸漸發展起來,加上殖民政府大量興建公共房屋及發展基建,建造業亦吸納大量努動人口。

70年代尾80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部份港廠開始北移,香港廠房負責後期加工。同時因為香港前途未明朗,較為富裕及有學識的香港人「走得就走」,變賣資產,加入移民大軍,以致人才外流。89年六四,恐共情緒籠罩港人,未趕及攀上移民資格的人,擔心「現金唔保值」,將資金花費在購買房屋,刺激內需,踏入90年代,政治環境穩定下來,港人北上設廠投資,工業式微,樓市股市逢勃發展,炒風熾熱,當時人才短缺,大學生未畢業已相當「搶手」……直至98年金融風暴,泡沫爆破。

以上的香港故事都有發生過,何以天星背後標示的集體回憶卻有所不同﹖不外乎是有些人貴人善忙,遺忘了﹗然而遺忘的部份,正正就是影響八十世代出生的成長部份。

「集體失憶」補遺

90年代初,工業式微,大量低技術工人失業,面對著經濟轉型,低技術工人轉行至服務業成為清潔工、看更、侍應等工作,他們都有些微積蓄,紛紛投資,炒樓炒股,以致金融風暴前全民皆股;又北上設廠投資,其時香港「遍地黃金」,不少移民外地港人回流,成為「太空人」;異地分隔的工作模式,挑戰港人的婚姻關係,出現婚外情、「包二奶」熱潮;股市暢旺,大學生未畢業已全職炒股;及至98年金融風暴,泡沫爆破,房子沒有了,變成負資產,婚姻關係破裂了,寄望下一代,然而經歷普及填鴨式教育出來的大學生,也是活脫脫的經濟動物,面對著金融風暴的衝擊,他們也自身難保,結果家庭的軟件硬件統統投資失敗。破碎家庭,功能不再,改求政府支援,結果這些家庭紛紛搬到天水圍、東涌等被邊緣化的新市鎮。當年月入數萬的工廠女工、地盤工人,現在成為被剝削的清潔工、看更、或酒樓侍應,即使現時經濟復甦,仍隨時面對著隨時失業的危機。

錯誤投資﹕功利家庭主義

作為八十世代出生的年青人,獅子山下的經濟成果,我有份分享,獅子山下的苦果我亦有份品嚐。劉兆佳先生於70年代尾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指出難民社會以家庭為中心,他們是非政治化的,並以自己的家庭網絡解決民生問題,合理化當時殖民政府以經濟發展為本、行政吸納政治的管治策略。自始以後,香港人一直被鼓勵成為非政治化、急功近利的經濟動物,情況發展至90年代,他們除了經濟,早已忘記一切,包括「家庭」(不是房子﹗)。他們北上投資而忘記婚姻、投資教育卻忘記下一代、投資房子卻忘了家庭最重要是軟件不是硬件; (我們這一代就是在空洞的房子、瀕臨破碎的家庭、沈悶而扼殺創意的教育之下長大的。)所以,實施了20年的公屋、教育政策等民生議題沒有被公眾檢討,經濟轉型亦沒有思考出路,他們所關心的「政治」,也不過是「安定」所帶來的「繁榮」罷了﹗

香港風物人情﹕文化遺產

天星碼頭是見證香港發展的重要標誌,然而清拆它並不只是抹煞歷史,而是延續過度發展主義、忽視人文精神的邏輯思維。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一帶正是另一個地產項目,是一座橫卧的摩地大廈,要實踐這項大計,就必須要填海,必須要犧牲我們保貴的天然資產、必須要放棄代表香港的地標、必須要扼殺香港人閒時散步休憩的公共空間﹗過度發展主義的影響力早已越過冷冰的建築文物,還影響著香港人日常生活方式。新市鎮的規劃把低下階層高度集中在資源匱乏的城市外圍,市區重建的方式—賠償、搬遷、清拆三步曲,忽視居民(尤其是長者)要重新適應社區的困難,這些都顯示出過度發展主義如何蠶食人的生活。維多利亞港、文物建築、大街小巷、舊區街坊的互信及鄰舍關懷,都是「獅子山下拚搏精神」所遺留下來的有形及無形的文化遺產。它們的時代意義,不在懷緬過去,只在讓下一代明白上一代的過去,檢討得失,放眼未來。香港往後的發展,必須是在這些珍貴遺產之上建立起來,在拼搏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人是應該考慮「經濟發展如何配合人的需要」,而非「人如何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

最後,在眾說紛芸的論述之中,大家都似乎著眼於直接行動派的參與者,不過,我必須要指出這場運動參與者的多元性,他們未必在傳媒的鎂光燈下浮現於當權者眼前,然而許多參與者也在其工作崗位上默默耕耘,在不同層面上參與發揮作出,促成這場剛開始的天星運動。作為運動的半參與者,如果要選擇一個標籤形容自己,「新社會運動」可能過份著重形式而忽略了內容;「吸納不了的激進」把參與者形容得有點非理性;「真中產」又好像有點誇大經濟收入與思維構成的關係;選來選去,不如發明一個—我們就是在九年免費強迫填鴨教育、公屋鄰舍互助關懷的養份滋長出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草莖」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