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麗在她畫的有關尼加拉瓜內戰的壁畫前）
原文：陳美玲 翻譯：芳子
當我給窮人食物時，他們叫我聖人。
當我問怎麼他們沒有食物時，他們叫我共產黨人。
－－凱達．卡馬拉
2006年底，尼加拉瓜革命薩典尼斯達運動（Sandinista）在總統大選中勝出，薩典尼斯達領導奧特加（Ortega）在1990年下台，當時美國支持反革命軍事勢力，發動內戰。
一些忠心的薩典尼斯達追隨者說他們永遠不會相信右派，希望新政府可以把資源運用到支持邊緣社群方面去。位於北部的聖盧西社區99%是薩典尼斯達的追隨者，這陣子，看來已經恢復了組織和參與政治的元氣和熱情，他們相信新政府會容許他們積極參與地區事務，投入更好更公平地分配資源的過程中。
但是，一些前薩典尼斯達支持者對新政府反感，因為新政府通過反墮胎法，等同要把女人處死。有人認為這是薩典尼斯達與教會在選舉中的協議；因此，他們正靜觀其行，暫時不對新政府抱太大期望。
在21世紀社會主義的光譜裡，尼加拉瓜處在那個位置上？前面的路怎樣走？這篇文章不是要做什麼預測，而是呈現正在活著的尼加拉瓜人的告白，是他們創造尼加拉瓜的未來。這篇文章嘗試記錄一些未被寫下的革命鬥爭故事，鋪展那些慷慨地打開心扉的人的期盼。
兩個女子的歷史：素人畫家－－竹麗．阿桂熱和卡曼．賈西亞
我想回憶（所有我曾經歷過的暴力）好讓我不會忘記。
但我不可以一直記著這些。我需要忘記，才可以邁步向前…
革命教會人們去討回他們為公義發聲的權利。
－－竹麗．阿桂熱
在美國政府干預尼加拉瓜百年的血淚史中，最痛苦磨人的要數1974到1979年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高壓的蘇莫薩政權和軍隊，肆意殺害和恐嚇那些和平抗議的人。
竹麗和她的丈夫荷馬都是沒有受過正規學院培訓的畫家，他們互相影響。荷馬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儘管他對政府很多觀點都持不同意見。1979年一個早上，蘇莫薩德軍隊用槍指著他們的孩子，逼竹麗打開家門，然後把她的丈夫帶走。一顆子彈穿過荷馬的頸項，他的遺體被扔在一條高速公路上。這是蘇莫薩政權慣用的手法，目的是要恐嚇清白無辜的群眾，不敢支持反抗運動。事情發生後，竹麗馬上在報章上控訴軍隊的行為，同時盡力保護家人免受更多暴力。
竹麗說因為這些暴力，她變成一個堅強的人，敢於對不公義作出控訴。以前，她只畫些花草自然風光；現在，她在公眾地方畫壁畫，描畫歷史和人們的生活。丈夫去世以前，她從來沒有賣出過一張畫。在丈夫死後15天，為了生計，她賣出第一張作品。
竹麗從來不相信滿口謊言的右翼力量；她認為自己窮，但有更多人比她更窮。前政府意圖把尼加拉瓜人的生計私有化；竹麗家裡只在早上來自來水，她說政府這樣做是逼人們同意水的私有化，說這是改善供水的唯一解決辦法，說私有化以後，供水就可以24小時不停，服務會更好。
卡曼．賈西亞
另一個女畫家卡曼的丈夫曾經兩次被蘇莫薩政權關起來，此後，她就當起家來。丈夫聖馬典那也是一個畫家，而且是一個敢言的政治人物。丈夫第一次入獄時，卡曼哀求獄警可憐他們8個孩子（事實上只有3個），容許她送畫具給獄中的丈夫，好讓他繼續畫畫支持家計。
生活的艱難和暴力，叫卡曼越來越堅強。她開始畫畫維持家計。卡曼在一個叫Chontales的農村長大，直至12歲才離開；因此她第一幅畫就是農民的生活，他們的土地和樹林。在困難時期獨力照顧三個小孩，卡曼不能全職創作。現在，孩子慢慢長大，卡曼可以花更多時間畫畫，畫面上有更多細節更多技巧。今天，她相信新薩典尼斯達政府會更著重文化和藝術，基本上這是人民表達自己的不同面相。
卡曼說薩典尼斯達在80年代政時，藝術文化非常蓬勃，拉美藝術家不少交流機會，受到尊重，她就曾經到過歐洲和危地馬拉與其他藝術家交流。開始的時候，她多畫戰爭、暴力和薩典尼斯達管治下的生活。現在，她多畫人民生活以及自然景色；戰爭是歷史，她想往前看。
帝國主義與戰爭的歷史，是一段被遺忘的過去，還是一個富現實意義的教訓?
在80年代冷戰的末期，美國干預尼加拉瓜的政治進程（編者按：尼加拉瓜左翼薩典尼斯達運動於八十年代成為該國執政黨）。美國政府一向對中美洲，包括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和聖薩爾亞多的革命運動深感威脅，積極支持各國軍事政權鎮壓反抗力量和革命。在尼加拉瓜，美國支持蘇莫薩右翼政權； 而作為回報，尼加拉瓜成為美國一個軍事基地，美國在1954年推翻危地馬拉的Jacobo Arbenz Guzman；1961年進攻古巴，就以這裡為據點。
在亞洲，我們經歷過同樣血腥的由美國政府發動的干預：千萬越南人在越戰中送命，地雷與其他未爆炸物仍然威脅著無數在田野裡工作與玩樂的農民和小孩的性命。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亞洲人，我活著也寫著這一大洲的歷史。無論是女人、農民、社運分子、學生或專業人士，都沒有分別。但是，我們很少知道事實真相，甚至關於我們自己的人民的鬥爭，也不能從正規教育中得到足夠的信息或分析。只能在看紀錄片或者在去旅行，讀提供拉美的歷史和另類的意見的導游書Lonely Planet時，才知道拉美與美國政府在政經利益上那糾纏的關係。
在亞洲，我們的教育鼓勵我們忘記，或者是對鬥爭的歷史完全愚昧。我們的教科書裡沒有人民的名字、沒有他們的面相。
一段人民歷史 --- 聖盧斯
我是一個激進的原住民。”
－－帕東那．佩雷斯．巴斯里奧
究竟是“身份”在尋找精神戰士？抑或是帕東那要討回她的根？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聖盧斯都不會叫他們失望。帕東那是聖盧斯的社區領導，而她則把權力下放給她的同工。作為一個妻子，她要照顧半癱瘓的丈夫，在她細心的照顧下，他有一個天使般的笑容。作為7個孩子的母親，她一直堅守崗位。她是一個模範，一個老實人，她投入工作，是社區團結的核心。
聖盧斯離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254公里，從泛美高速公路轉入一條公路，然後再進入一條骯髒小路，步行大約4小時就到。540個村民中，只有2個不是薩典尼斯達的支持者，這兩人在80年代薩典尼斯達執政期間參加了反革命力量。社區內所有人都務農，只有少數素人畫家，有陶瓷家正嘗試以另類創作維生。
80年代，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力量發動一場不義之戰，肆意殺戮和恐嚇平民百姓，燒毀民房，很多人逼得離鄉別井。美國總統列根的政府向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力量輸送大量資源，包括15,000個軍人，對抗薩典尼斯達政府。第一批逃往聖盧斯的人，都有差不多的遭遇：他們在山邊的社區給燒毀，一些人被殺，一些給綁架去參加反革命軍。往後，有更多人來到這裡尋求一個安身之所。
但老天似乎沒有眷顧聖盧斯，1999年颶風米奇橫掃中美洲，奪取不少人的性命。面對自然災害和山泥傾瀉的危險，人們怎樣回應？面對強暴的歷史，社區怎樣能夠不放棄掉希望，繼續活下去？
過去6年，一個不接受美國政府資金的機構支持聖盧斯好多社會項目，人們重建家園，建立了一個有圖書館、電腦設施和幼兒園的社區中心。他們現在有清潔食水，一個藥房、幾個生計項目。3個月前，還拉了電。社區裡所有藝術家都非常高興，他們現在可以畫畫，白天則在田裡勞動。更重要的是，小孩現在有一個快樂童年。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突然而來的資源，會做成社區的依賴。這倒是自然不過的事，當一個社區被隔絕，能夠掌握資源，是開展新生活的要素。很多到過聖盧斯的人，無論短期或長期，都會看到他們很強的組織能力和高度的參與性。人們組織會議，開村民大會，好讓社區能夠發揮集體智慧，共同解決問題。現在，人們比以前有較多資源，因為他們組織起來組成一個社團，成為一個支援網絡的成員。簡單來說，當再發生自然災害時，他們會恢復得更快。可持續性這個概念，有著複雜的詮釋、哲學和特點，而在聖盧斯，人們用不同的方法表現出來。
拉美區內其他國家也向聖盧斯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有3個不能支付昂貴手術費的貧困農民，曾經得到委內瑞拉政府支持，接受免費手術。古巴政府也挑選了一個學生，去古巴進修醫科。
也許，我們不能給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下一個概括的定義。但光看聖盧斯，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個特點：那就是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在社會發展方面互相幫助。此外，他們關顧邊綠社群，強調人的能力基礎建設。古巴國父與思想家何賽．馬蒂說過，受教育就有自由，一個全面的教育，可以鞏固和平，抵禦戰爭和孕育恐怖主義的帝國主義。聖盧斯人是這樣理解國際主義，理解21世紀社會主義這個名詞。
陳美玲
2006年12月30日，馬那瓜，尼加拉瓜
原文為英文，原刊於 Interlo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