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此文原刊於《字花》第二期。由於此文甚長,為方便讀者閱讀，分為三個部份刊登。〕
「無間道 I」 在2002年上映，當時我剛好完成一篇關於香港殖民史述的長篇論文，腦子裡還是一大堆論文也整理不過來，雜亂無章的 「香港經驗」。處身在已化成廢墟般的各式香港歷史大敘述周邊，面對的是02-04年間令人無言以對的政治現實，我看了三集 「無間道」。每次散場之後，腦子裡總交叠著電影畫面、歷史片斷和當前現實的一鱗半爪，那種震撼久久難息。
我開始求助於文化研究鼻祖Raymond Williams關於 「情緒結構」 的概念，以疏理這種觀影經驗和困擾著的情緒，並開始翻看和搜索任何與臥底題材有關的香港電影。
Williams認為，「情緒結構」 是特定時空下活生生地感到生活質地的感覺，它源自活生生的生活體驗，但又給予這些零散的體驗一種結構的關聯。它無法以清晰的概念或意識形態的術語表陳，因為它總是置身於這些固定的概念工具之外，處於一種萌芽的狀態，顯現為某種衝動、聲調、不安、張力、甚至精神障礙或者情緒困擾。雖然 「情緒結構」 常不能得以概念表達，但卻往往以文學、電影、戲劇等想像的方式承載。文學不是虛構，作品不是源自天才，電影，也不純粹是文化工業產製的消費品。一如Williams所說，它們可以是情緒結構的載體，是 「以感覺形式出現的思想、也是以思想形式出現的感覺」。
下面的文章也許並非正規的電影評論，而是歷史陳述和電影文本的對話和相互詮釋的記錄，也可以看成是我的觀影後記，某種精神困擾的自(字)療記錄，又或者香港的過去和當下現實的評註。這段關於時間與記憶、書寫與歷史的遊歷歷程，得從鴉片戰爭開始。
「勾結式殖民主義」
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有即時爲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爲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Elliot)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遊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爲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英人]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衆提供保護」，並視之爲一 「公義之舉」。(1)
事實上，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爲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爲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 「蛋家」 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著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墾殖(colonized)。爲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 「勾結者」 (collaborators)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爲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往後，香港在鴉片貿易和大規模的苦力(coolie)貿易中迅速發展，漸次成爲東亞鴉片和苦力買賣的最大中轉站，洋人與華人在這些貿易中，共同分享利益，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當其時，香港市內煙館、賭館、娼館林立，罪惡橫行。英人既不願意，亦無力直接管治華人，甚至早年曾試圖正式確立華洋隔離分治的法律制度，亦未能成功。原因在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國人甚至找不到這裏的地方長老，行使另一套適用于華人的法律，以便建立一種持久的 「間接管治」。再者，從這些以各種犯罪、冒險活動而致富的華人群體中，英人根本找不到他們能信靠，和真正會執行法律的清廉華人警治隊伍。(2)
所以，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雖然港英殖民當局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面，這些權力卻甚少被運用于華人事務的管理，逐漸形成一種華人新富與英人保持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華人新富集居在太平山，建立起 「文武廟」 ，司管祭祀和非正式地處理各種華人之間的事務糾紛，積極地扮演他們以前曾被禁止擔任的中國傳統士紳(gentry)角色，形成一個實質上而非法律上的自治社群。這群華人新富的政治地位，從沒有被英國人正式確認，當中有不少人，更長期被清政府視爲賣國叛徒。不過，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卻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日益膨脹。
「東華醫院」 是繼文武廟後香港第一個具正式規模的華人自治組織，它以一個慈善機構的面貌出現，但在其最鼎盛時期，功能卻非常多樣。東華醫院的華人精英，雖無法在港英政府機構內取得正式的華人代表位置，他們卻積極在滿清和港英政府之間，尋求以各種策略，提升其政治和社會地位。(3) 他們懂得和英人打交道，能操中英雙語，自封為華人 「代表」，慢慢把自己培養成一班具備特殊的 「外交」 本領，甚至能助清廷官府處理洋務的中間人。改革派官員張之洞，亦曾透過東華醫院向洋人及海外華人社群搜集情報和打交道。此時的東華醫院，地位可謂如日方中。所以，雖然英國人並沒有給予它官式確認的法律地位，它卻同時起著儼如市政府、裁判所之職，甚至一度成爲一個非正式的中國駐港領事。(4)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東華醫院正急劇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卻招來香港歐籍社群的不滿，並懷疑它是一個(受清廷指使)，圖謀顛覆港英政府的 「秘密會社」 ，要求港府徹底調查。自此，英人遂立意抑制東華醫院的膨脹，並開始著意培養接受全面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栽培他們爲香港華人的 「代表」。從這時候開始，文化和教育上的殖民主義，才在香港展開，爲英人培養其信賴的 「土著紳士」 (native gentleman)。
由於英國銳意介入洋務運動，扶持清廷的改革派官僚，所以，香港的英語教育除了為英國培養了忠順英國的一代華人精英，也同時使他們成為新一輩的雙文化精英。因為他們既懂效忠于英帝國，也協力推動清朝的洋務改革，實質上背負了雙重身份，實踐雙重效忠。對於這段早期殖民歷史所涉的英人與華人關係，史家多描述為華洋社群互不相涉，視之為香港殖民主義例外性質(exceptionalism)的證據。但我認為 「勾結式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一詞，應更能準確反映中間的曖昧關係 (5)，這概念也可以說明積淀在香港文化歷史當中的 「政治潛意識」 (political unconscious)，甚至有助解釋香港獨特的政治主體性如何在今日(仍難以) 産生。
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從中國大陸移進的人口雖不斷增加，但香港的基本政治架構卻並無大改變。殖民政府和它所培養的 「高等華人」 ，共同分享著這個 「勾結式殖民主義」 形構的權力。雖然二十世紀共和革命和民族主義興起，但這一批雙語精英也沒有減低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反而因著進退於香港之便，甚至不時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英國勢力，成爲協助民國革命和建立民國政府的人。他們以政治關係推動商業市場拓展，亦以經濟實力更深地捲入不同的政黨和軍閥派系的傾軋和爭逐中去。
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更成了國共鬥爭的場地及冷戰前哨，是敵對各方諜報搜集和交易的場所。警方政治部亦以搜集情報爲目的，監控社會各種政治勢力。政治恐懼的氣氛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政治忠誠也差不多是涉及到每一個香港人的親身經驗。中國大陸上歷次政治運動，亦不時使 「香港人」、 「香港關係」 ，甚至 「曾經居港／到港」 的背境，變成政治鬥爭中互相質疑政治忠誠的罪證。六七年香港的左派群衆曾發起暴動，目的之一是逼使香港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但他們在死傷無數的暴動發生之後才明確獲悉，中央政策是要 「長期利用」 香港的特殊位置，無意急於收回。(6) 可見，香港在一百多年以來，都未有擺脫自身糾纏在帝國的、國族的、意識形態上的各種深謀遠慮的大計之中的宿命，就好像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永遠都在承擔著某些未必可以告人的 「偉大而秘密」 的任務。
我認為，上述這種以政治忠誠為主要內容的身份含糊狀態，及箇中潛伏的危機，實在要比狹義的文化混雜性，更能說明香港過去及當中的文化政治特質，而這種尶尬的政治身份焦慮，潛藏在各式的文化文本當中，當中最形象的表達是八十年代之後香港電影中不斷重複的 「臥底」 主題。在 「邊緣人」(1981)、 「龍虎風雲」(1987)、「省港旗兵續集」(1987)、「英雄本色II」 (1987)、 「辣手神探」(1992)等燴炙人口的英雄片、警匪片中，臥底題材不斷被發揮，後來更在 「逃學威龍」(1991)、「古惑仔II」(1996)、 「喜劇之王」(1999) 等喜劇及青春電影中出現，迂迴發展，相互指涉，構成了一個潛在的次類型，往往隱喻地述說著香港人的政治含糊性及其命運。
附註
(1) 見Carroll, J. M.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pp.13-29.
(2) 見Munn, C. (2000)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in Brook, T. & Wakabayashi, T.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據史學家Lethbridge所記載，東華醫院襄理每愛邀請港英官員造訪，而每次會面期間，他們均身穿自購的清廷官服，佩頂戴花翔，儼如身負清廷官職，試圖借此提高他們在英人心目中，作爲華人社群領導者的地位。見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見Sinn, E.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aw, Wing-sang (2003)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亦可參考 Carroll, J. M. (2005) Edges of Empi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周奕 (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