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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認命曾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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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3.25

特首選舉今天終要落幕。

然而,若果按照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布希亞 (Baudrillard) 的角度,這場選舉,也許根本沒有發生。正確一點的說,它是一件非事件的事件 (non-event) 。它就如布希亞眼下的波斯灣戰爭,一場不曾打起來卻已到了戰後的戰爭,而我們的特首選舉,則是一場不曾選起來卻早已到了選後的選舉。

不過,為了這場選舉,我卻差不多掉了兩次眼淚。

第一次,是梁家傑首場臨尾轉述八十二歲老人爭取普選的囑咐,第二次,是曾蔭權次場在總結中的真情剖白,他說:做特首第一要對不可改變事情要沉著接納,第二對可改變的事情要勇於去做,第三是有智慧分辨甚麼是可能及不可能。

筆者為那滴快要掉下來的的眼淚,仔細思索,猛然記起,那是改自美國基督教神學家雷諾.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博士的寧謐禱詞 (The Serenity Prayer)。

禱文說:祈求上帝,賜予我平靜的心,接受不可改變的事;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並賜予我,分辨兩者的智慧。

筆者並無宗教信仰,但我記得,在六四之後,第一次聽到有人引述這段極有感染力的禱文,大為感動,安撫了受創的心靈。我只是沒有想過,這樣的悲情論說,會出自競選辯論中的曾蔭權之口。

媒體曾告訴我們,梁曾之戰,是「願景」和「務實」之戰;媒體也曾告訴我們,曾蔭權會打「中央關係」牌,而梁家傑會打「悲情」牌。但是,現在我們都發覺,這場「選戰」讓人記得的,卻是梁家傑是「輕佻」的好辯者,辯論勝曾蔭權一籌,但曾蔭權卻不單只「務實」,更是民望遠遠拋離對手,並能暗自呼召「悲情」,團結各階層港人的「真」王者。

人們愛說,泛民主派的本錢是呼召六四的悲情,呼召零四年人大釋法,否決普選的悲情。然而,人們往往忘了,在香港人深層意識底下,還有深達百年,不能主宰自己命運,作為殖民地蟻民的殖民悲情。事實上,除了六四屠殺,是港人感受最深的「不可改變的事」之外,還有甚麼比生活在一個殖民地,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事實,更為不可改變,但卻要「沉著接受」的呢?曾蔭權說他學會「沉著接受」,分辨「空想」和「可改變事物」的四十年,不也大部份就是打殖民地政府那份工的悠長歲月嗎?而所謂「智慧」,說實在,就是如何像他一樣,生活在一塊殖民地之上,能夠服侍老闆,食祿於多朝的「[政治] 智慧」。

活在殖民地,為殖民地打工,是曾蔭權的委曲經驗,也是大部分今日活在這土地的香港人的委曲經驗。但是,除了當年曾經挺身反殖,參與「反英抗暴」的愛國左派,大都把這種委曲悲情,收藏心底。回歸之後,愛國左派原該揚眉吐氣,可是卻又自忖為董建華、曾蔭權奔走「只有辱沒有榮」,不免悲從中來,深深領會甚麼是「不可改變的事」。

等而下之,一般香港人以為回歸之後,理應可以當家作主,卻在十年以來連牙帶血的吞下,和北京中央相處,與一百多年來和倫敦殖民地衙門相處,沒有太大分別的事實,這也是不折不扣的「不可改變的事」。試想,十年以來,繼續沿用以「宗主國」三個字指謂北京的達官貴人,政治評論,報刊文章,又豈只恆河沙數?

或者筆者見聞淺陋,但請告訴我,除卻面對天然災難,或者不可逃避的戰禍,又或者在外敵佔領的前夕,世界上又有那些地方的政治領導人物,會以心靈治療的口吻,以改編禱文當作競選演說,而內容是以身示範,叫人民沉著,「接受不可改變的事」呢?

我的眼淚又快要掉下來了,仿佛現在是三年零八個月的前夕。

如果說,願景等如空想,那麼,那個只會講「明天會更好」,猛派空洞承諾的董建華,實是一個遠早於梁家傑就亂派願景的空想家。而依此看來,曾蔭權的競選主調,並非甚麼「務實」,而是徹頭徹尾的「反願景」,用廣東話來說即是「認命」。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說:「To be or not to be,這是問題的所在!」,曾蔭權肺腑之言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則是:「認命或不認命,這是問題所在!」

有人說,梁家傑會講故事,但和梁家傑會述說老人小故事不同的,不是曾蔭權不說故事,而是他只說他一個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絕不是董建華式的「九七前」/「九七後」的「憶舊苦,思今甜」造作故事,而是「四十年來」一以貫之,不分九七前後,都是面對種種「不可改變的事」的殖民地感人故事。

勾起那分委屈和鬱結,暗自呼喚起香港人悲情的殖民過去,他的個人故事,就會慢慢感染大家,變成香港人的集體故事。

曾蔭權乃天主教徒,他所挪用的卻是基督新教神學家的禱文,他有宗教信仰,卻不許諾天堂,還要罵「劉慧卿之流」,痴心夢想天堂才有的普選,因為他要港人面對的,是那個並不仁慈的「上帝」。

前幾年把董建華拉下台的七一危機,是香港普遍的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一個集中反映,它以反廿三浪潮中辱罵「掃把頭」的風潮,狂飆式的急劇爆發作為起點。如今為公民黨參選一事,民主派加深裂痕,報章大字標題:「泛民踩泛民」作結。作為「王者」的曾蔭權,又那能不見縫插針,搶先痛斥「劉慧卿之流」,儼然她是「泛民掃把頭」,暗自也為那些深陷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務實民主派」出了一口氣。

以罵女人始,以罵女人終,「七一」時代,又原地踏步,回到了起點。

七一大示威,以躁動不安的民粹怨氣為主要動力。但坊間評論,卻張冠李戴為公民社會的勃興,港人民主意識的覺醒。然而,數年下來,七一民氣虛秏淨盡。盤點之下,乘七一而冒起的自主公民組織,只餘零星的象徵樣板,而其餘的七一效應,只殘存在個別中產專業界別的專業自尊,以及一點死不悔改的舊式自由主義存貨,以及四分五裂的一班絕不妥協分子。相爭不下,兩場「虛擬」的辯論,將民主重新編碼為辯論比賽,未開始就宣稱全香港人都贏了,一邊廂皆大歡喜,另一邊廂吵鬧收場。都是同一齣戲的上下集。

歷史學家史賓格勒 (Spengler) ,曾經區分兩種使文明衰落的政治形式,一種是在沒有任何既成基礎之上,一個新的領導人駕馭一個新的管治架構,這種是「拿破崙主義」。另一種是古舊的制度被廢棄,矛盾勢力爭持得難解難分,民粹強人就出來收拾局面,那是「凱撒主義」。顯然,董建華屬於拿破崙主義式的失敗,而曾蔭權兩年前臨危授命,乃是時勢造英雄,典型的凱撒主義現象。然而,未能真正獲取高民意認授之前的曾蔭權,還未能成為真正的凱撒,直至這場疑幻疑真的選舉。

布希亞的擬像學說,描述我們今日這個,一切皆為媒體過度暴露、複製成各式「擬仿之物」(simulacrum) 的世界。我們的特首選舉,也充滿了擬仿的辯論、擬仿的民意,擬仿的政治公關,擬仿的悲情,還有今天那一場名正言順為「模擬 [擬仿] 的全民投票」(!)。港人熱衷擬仿遊戲的程度,實是世界奇觀。

然而,正如布希亞所指,這並非說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樓,反而是說,這一切都是「過度真實」 (hyperreal),也即是比真實還要真實,也會引導出真正的眼淚。亦正因為它「過度真實」,所以它未發生就已完結,一切都是似曾相遇,似曾相識 (Déjà Vu)。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宣佈:所有人都贏了!梁家傑的參選,早證明了曾蔭權乃是真命王者,社民連上台搶咪,亦同義反複地證明了公民黨、以致全港市民,應和空想派劃清界線--這一切,都是同一個劇本中,雖然段落不同,但早就已經寫好的情節和對白。

九七之前民主運動所擬仿的是「民主拒共」,九七後,七一遊行所擬仿追求的,是領導者的「有能管治」。「有能管治」核心在於權威,但權威可以依仗民主程序的認受性,也可以依仗權術和強勢的運用。前者促進民主,後者擁戴威權。也就是說,七一釋放之民怨,若不能及時導向左,它就會漸次向右轉化。而這亦是曾蔭權今日能夠催枯拉朽的大氣候。

不過,無論悲情還是願景,無論故事還是笑話,無論劉淑儀還是劉慧卿,無論天堂還是上帝,無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無論是為梁家傑還是為曾蔭權而快要掉下的那一滴眼淚……都在急速的相互擬仿的過程中快速移位,張冠李戴,也在快速消失,吸進權力黑洞的魅惑旋渦…….因為香港下一屆特區領導人,早己事先張揚了那個不是國家機密的國家機密(non-state-secret):他會帶領我們沉著地接受,一切「不可改變的事物」,或者索性就是,「不可改變的一切」。

他的登山寶訓,其實就是我們這群殖民地香港人的常識,所以也是似曾相識(Déjà Vu):能審時度勢,見風駛舵的「智慧」!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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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之論:

香港的凱撒?
曾蔭權:你的日子到了!
政改的鬧劇與民主運動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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