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另一個版本曾發表於《明報》2004-07-14論壇版A29，題為〈管治者作秀 民主路基礎〉。）
經過了這兩年的七一遊行以後，我開始相信香港政治的遊戲規則已經歷了一次徹底的範式轉移。以往的遊戲規則已不再管用，面對新的局面，大家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雖然我還不能肯定革命的巨輪是否經已啟動，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領域中的「表演」機制已被我們啟動。香港的管治集團（包括中央政府）的一大弊端是處身於這一巨變之中卻仍懵然不知。他們仍以為七一遊行是傳媒鼓動的結果，但去年11月23日的區議會選舉和這次的七一遊行卻在在說明這些事件已不能單單從直接和單純的媒體宣傳論來理解。對於管治集團來說，這兩次事件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事件發生之前，無論是媒體還是群眾，都相對地處於一種沉默的狀態，但到事件發生當日，群眾卻都「自發地」走上街頭或走進投票站。（不過，管治集團卻似乎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運作機制對它所帶來的威脅和危機。）
事實上，以上的情況根本不能被理解為人民自發或真實意願的表達，相反，在這一情況背後，隱含著一個複雜的「表演」機制，不過這一機制也不能以簡單的宣傳鼓動論來解釋。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管治集團以為對傳媒施行壓制便能解決問題，這是嚴重的認識偏差。當它作出這一理解時，它實際上是抱持著一種「名」「實」二元論，它以為七一遊行並沒有實質的利益、制度和權力基礎，因此，只要壓制著傳媒在「名」或再現的領域上的鼓動，一切問題便能解決。但事實卻恰恰證明這種想法並不管用，因為香港政治的運作邏輯已不再依循「名」「實」二元論的方式運作，相反，「名」和「實」這兩個領域經已完全重疊起來，在「名」的領域下功夫，亦即是在「實」的領域下功夫，相反亦然。因此，雖然在這政治低氣壓的大環境下，泛民主派無法在媒體上作直接的宣傳，但管治集團每次在媒體上的作秀表演卻恰恰造成了一種反效果――為泛民主派作免費宣傳。而由於「名」和「實」這兩個領域經已完全重疊起來，這些免費宣傳便成了香港民主進程的「實質」基礎。
回想起來，我們得多謝葉劉淑儀，因為正正是她在廿三條立法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重複的政治表演，為啟動現時的政治表演機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便曾指出，革命的產生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革命成功之前，在政治領域裡必然需要一系列的戲劇式的預演來作前導。葉劉淑儀在廿三條立法的過程中的重複表演便是列寧所說的革命前的戲劇式的預演。其作用之大，在今天已被第二次七一遊行所證明。因為，在後葉劉淑儀的時代，任何「保皇」的巧妙表演，都是群眾再熟悉不過的經典劇目，能被群眾輕易看穿，以至打壓和淡化等表演竟弔詭地成了遊行的鼓動和宣傳。
我們已在加速邁向一個「作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在這一社會裡，任何一種看來「虛假」或「表面」的表演，都有可能帶來絕對的暴力或絕對的解放。而文化研究的責任或許便是為這個極端的時代進行一次生死攸關的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