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 (六月九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香港專業聯盟合辦的「發展、保育與公民參與」公開研討會，是次活動邀請了幾位很有來頭的嘉賓作分享，以下是我記錄下來的重點 (感想將另文撰寫)。活動的流程是先由五位嘉賓 — 張炳良教授、楊中藝教授、譚小塋女士、陳祖為教授及黎廣德先生 — 發言，每人發言有一至兩條問答時間。然後由伍美琴教授作出詢問及回應，再由五位嘉賓回應，最後是出席者問答時間。
張炳良教授 - 怎樣達至可持續發展
當日首先發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社會及行政學系教授暨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教授，他先提出一個網上找到到、對於「可持續發展」頗為準確的定義：既能照顧現今需要，同時不犧牲社會的將來。他再借用英國一個負責可持續發展的部門的分析，歸納出三個要點 (key elements)：
- 政策制定 policy determinant (要平衡環境、社會及經濟利益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al factors)
- 政策定立 policy decisions (要建基於事實 evidence based)
- 政策實行 policy process (參與前管治及社群的參與 participative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根據之後的補充，「participative governance」指的是跨界別的參與，例如政府、專業團體及公民社會等，而「community engagement」指的是跨群體的參與，例如學校、NGO、區議會、家庭等。
張教授特別提醒我們，「發展」必需是整全性的，不止是經濟，還包括例如社會、人文、生活、開心指數、衛生、利益分配、歸屬感等，才是廣義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中所探討的「發展」。當然，理念上是全面兼顧，但現實上總會有一定取捨，所以需要有一個大家認同的決策方式。要建立此決策方式，社會就必需先有共享原則，再構成共享機制。他指出在共享機制中，社會必需跳出「零和遊戲」(沒有合作的可能) 的傳統爭議框框，才會有進展。
張教授以天星事件作案例，示範如何面對取捨決擇。首先，要先衡量拆卸天星碼頭後的環境、社會及經濟利益是否值得。其次，要研究是否必需拆卸碼才能進行工程，否則就不存在取捨的決擇。如果必需要作出取捨，就要考慮社會大眾的意願及立場。
最後，張教授表示現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比較被動，提議他們可以更為積極進取。
楊中藝 - 以教育提升公民質素
接著有中山大學教授暨廣東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楊中藝教授，他的著眼點在於中國面對環境問題時的公眾參與。教授補充說明這裏使用「公眾 (public)」而非「公民 (citizen)」，是因為「公民」是有歸屬性的，而「公眾」是包括非公民的社群。他指出中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實際可用的土地少、天然資源不足但人口最極多，所以需要面對的環境問題很大。他認為公眾參與是由最低層的「製造問題」者開始，覺醒而成為「監督問題」者，再漸漸「自覺保護環境」，最終「自願支付」保護環境成本。他認為在這公眾參與的階梯中，公眾質素是成功關鍵。
要改善公眾質素，他認為最主要的是透過教育。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現時教育制度關於環境教育的份量 (時數) 不足，又因為無公開考試而依賴學生及學校的自覺性，同時並非獨立課程，導致現時環境教育的嚴重不足。同時，他指出加強公眾知情權及確保資訊正確亦是教育的重要一環，以及應多研究 NGO / NPO 所能夠發揮的作用。
關於公民社會，他認為要注意參與的公眾聲音的代表性 (代表甚麼群體)、傳達性 (能否傳達至決策者) 及準確性 (傳達過程有沒有造成訊息內容誤差)，如果效果理想的話，則可以對施政構成一股良性壓力。至於如何取得沉默者的聲音，楊教授認為主要問題在於公民意識，必需透過教育來提高沉默者的公民意識，因為公民意識越就的話，就會更願意主動發聲。
問答中，有人表示未來國內可能會有更多像厦門反化工廠遊行的情況，這樣會否觸動國內政府的神經？楊教授表示香港人有時候過度將事情政治化，因為國內現時是允許市民申請合法遊行，只要經過合法申請就不會有問題。
譚小塋女士 - 市區重建經驗的迷思
市區重建局規劃及發展總監譚小塋女士先簡介了市建局的宗旨及《市區重建策略》文件，表示現時市建區的工作可分四類：重建 (建築物)、重組 (土地用途)、修復 (建築物)及保育 (建築物)，而現時定下的 225 個項目則絕大部份為重建。她特別指出市建局是針對建築的機構，人文活動 — 如現時流行討論的街道文化 — 於政築上並無席位。之後，她介紹了兩個已完成的修復項目，及一個準備展開的修復項目，表示不少保育技術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譚女士餘下的時間則詳細介紹利東街 (囍帖街) 的重建計劃，以時序方式說明市建局做了多少次專家研究，多少次諮詢會、地區論壇、上門諮詢等讓公民參與的活動，以及列出參與的大約人數。她表示，在收集到的資訊，絕大多數的居民都表示希望離開，同時區議會亦多次催促市建局盡快展開工程。她亦提及 H15 關注組的參與，對於 H15 向城規會提交的方案，她表示市建局已經全面詳細研究，並已盡量將其方案融入到市建局的方案之中。研討會上，譚女士將 H15 關注組的方案總結為四個要點，她表示第一至三點最終無法融入市建局的方案。她表示市建局曾與 H15 關注組介紹市建局的方案，但不獲 H15 關注組接納。而在五月份舉行的城規會會議中，由於 H15 關注組及其他關注此事的市民堅持要在會議場中，導致會議流會，不過市建局的方案最終亦在其後的會議通過。她強調城規會的會議一向都是公開的，不過由於空間所限所以要市民在另一個房間以電視屏幕觀看。
她表示重建仍未是一帆風順，但提出一個問題讓研討會參與者思考：「市建局已經盡量讓市民參與，究竟問題出在那裏？」
陳祖為教授 - 公民與政府的互信關係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陳祖為教授先以近年香港的公民意識發展說起，他認為 SARS 事件令市民覺得政府在某程度上不能信任，而市民又發現自己有能用參與去改善，令香港公民意識醒覺。及後的七一遊行則是一個催化劑，而七一後則漸漸有市民要求參與社會管治。他認為這個趨勢是與近年的國際政治發展吻合，顯示香港正與國際同步探索中。
他認為公民社會所要求的不只是諮詢 (consultation)，而是要求參與 (engagement)。公民參與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府自發，第二類是民間自發。他特別指出後者在香港是非常不成功，首先政府經常只會派低階官員出席民間自發的活動，甚至不派官員出席 (主持補充是次活動亦曾嘗試邀請政府出席，但不成功)，令這類活動表達的訴求難以上達 (可呼應楊教授的「傳達性」一點)。同時，傳媒又跟隨權力，只側重於報導有政府高官或相關組織舉辦的活動。他舉例說，日前被譽為「特首智庫」的智經研究中心發表關於醫療融資研究報告，有大量記者採訪，成為電子及報章新聞重要內容，但其實再之前數日有民間團體發表了歷時三年研究的同類報告，但在廣發新聞稿後卻只有兩三個記者到場。民間自發活動在迫於無奈之下，唯用採用較強烈的手段，以搏取傳媒的注意，以及迫使政府去關注。他認為現時政府與公民社會存在著很嚴重的互信不足及互不欣賞，一方面公務員認為自己有著絕對公正的處事方式，另一方面公民社會認為政府辦事不力 (他亦補充說公民社會在不同專業程度之間亦有互信問題)。
至於由政府自發的參與管治，他指出由於政府擔心參與者的質素，同時參與者又擔心政府提供的資料及資源不足，所以成效亦不高。在陳教授發言後的簡短問答時段中，他補充說政府會擔心參與的市民或組織會否有財團背景、會否有利益關係以及會否借機會在其他事務上討價還價。他認為如果要有成功的政府自發讓公民參與的小組以及建立互信，政府有數點可以改善：
1. 委員會的重要職位並非委任
2. 秘書處加入民間或外部人士
3. 若最級不接受該小組的建議，需要公開充份理據
4. 政府要以開放的思維展開公民參與，而非已有既定政策
在問答時有觀眾提出不應以「取得互信」作為公民參與的目標，因為制度應預期互相制衡及理性質疑。陳教授則補充說「建立互信」是指要有基本的互信，例如相信雙方是理性參與，是議事論事，讓制度能夠運作。
黎廣德先生 - 專業人士的角色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主席黎廣德先生則探討專業人士在公民社會的發展可扮演的角色。他以維港填海為例，民間曾經舉辦過「想創坊」(市民與專業人士共同規劃) 及公民聽証會 (鮮有地政府派高層出席的民間活動)，表示專業人士應可扮演促進者及調解者的角色，以其專業知識支援公眾。
對於現時政府收集市民意見的方法，黎先生認為政府應向公眾發方「誠邀回應文件」，而非一般的官方文件。他指出政府若要與公眾建立互信，就需更改掉一些老習慣，包括：
- 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Wake Capacity)
- 行政主導的傲慢 (Executive-led Arrogance)
- 機械化、制度化的機制 (Poor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 市民因其意見長期不獲考慮而導致的失望 (Public Disillusion)
及後，他引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司的《21世紀議程 (Agenda 21)》，指出公眾應該有參與管治的權利。他亦引用公民參與階梯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指出公眾參與必需建基於尋找共識，當中專業人士的角色可以是作獨立研究及報告、協助公眾了解及參與，以及整合公眾意見。
伍美琴教授 - 英國現時可參考的地方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教授補充，指英國的政策施行有三點很值得參考的地方。
1. 政策審核 (audit) - 審視不同政策之間有沒有重疊及衝突
2. 影響評估 - 評估政策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3. 確保施行過程的認為受性 - 不單止政策需要有認受性，連讓公眾參與的過程亦需要認受性，需要廣泛諮詢
她提出在探討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亦必需留意制度本身的可持續發展。
嘉賓回應伍教授提問
及後她一次過對五位嘉賓作出提問，然後嘉賓逐一回答，但可惜因為時間所限，在三位嘉賓回答後主持就進入台下發問時間。以下以嘉賓作答次序列出。
張炳良教授 - 九七前保留下來的制度未能適應九七後的轉變？
張教授指出在香港脫離殖民地時代後，市民的心態開始轉變，要求參與管治。正如在早前的發言中所說，公民參與的前提是要有共享的大原則。在參與的過程當中，分歧及爭議必然存在，固此不能假設必然會出現共識，而是必需要有一個共同認同之機制。在信任層面，政治制度的本質上就是假設不同群體之間並無全面的信任，但是同時不能夠完全不信任，否則會無法運作。
楊中藝教授 - 公眾參與有甚麼條件？
楊中藝教授提出有三大條件，包括公眾的知識、公眾的意願 (源自責任感及危機感) 及參與的機制 (包括訊息流通)。所以，他認為基礎性的問題必需以教育解決，提高公眾知識及意識，加強權利的互動。對於沉點者，他認為他們主要是由於不清楚事件 (知識不足)，以及中國人數千年來習慣服從，這亦可透過提高意識來改善。
陳祖為教授 - 如何平衡沉默的大多數與積極的少數的聲音？
陳祖為教授指如果兩者不吻合的話，要考慮公義、考慮利益受眾、了解公眾意願。最終，提升公民質素是減少沉默者的根本方法。他同時提出外國有不少地方開始使用 Deliberative Polling，是一種比較準確的民意收集手法。首先，政府透過傳統的問卷選取廣泛而合適的參與者，再另揀日期向他們提供有關事項的詳細資料，讓他們深入討論，然後再取得最終的意見。香港政府亦可以參考這種做法，以取得更準確的民意。
其他
伍教授還有向譚小塋女士及黎廣德先生提問，問主持由於時間關係宣佈進入台下發問時間。關於黎先生的問題我未能及時摘錄。至於關於譚女士的問題則是伍教授最先發問的，伍教授先回應譚女士發言時提出的問題，認為市建局所欠缺的就是伍教授提出的「施行過程的認為受性」– 由於市建局重建的過程本身沒有認受性，所以市建局認為做了很多市民參與但反應仍是一般。伍教授提出市建局現在於宗旨及資源上都沒有文化保育的部份，可能是導致與反對者難有共識的原因之一，想聽一聽譚女士的意見。另外，她覺得只要能做到鋪換鋪及讓商戶、住戶將來留在原區，大部份反對者其實就已經很滿意，亦聽一聽譚女士的意見。
台下問答時間
台下問答時間的安排為台下觀眾一次過發問，然後台上一次過回答。由於問與答並非一對一地進行，所以較難逐條問題追蹤，部份問題未有回答，同時亦有一些沒有問題的意見。以下為我整理後的發言。
(伍教授此時因為私人理由先行離開)
問：在公民社會中，商界亦應為其中一份子，是否應該亦關注其發言權呢？
答：(與第五問題一拼回答)
問：既然近年市民的心態及要求改變，追求公民參與，那麼 2006 年以前的諮詢是否應該重新進行呢？透過重新諮詢，政府可以多嘗試更有效的方式，同時可以是一個公民社會教育。
答：陳教授認為要將大量諮詢重新進行，可能性極低。
問：現時商界響過力過大，很多市民對政府已經死心，這是否公民社會與政府互不信任的最大原因？
答：(無)
問：(莊陳有先生) 在政府的發展中，可持續發展局的地位將有所下調 (莊以「被貶」形容)，是否代表政府對於諮詢民意的態度及重視程度有轉變？
答：(無)
問：對於第一問題，現時其實商界對政府的影響已經很深，我們應更加關注現時權力較弱的公眾。有兩個方面我們需要留意，分別是「Power of the powerless」及「Voice of the Voiceless」。
答：張教授認為現時政府對於公眾意見的考慮實在不足，現時所考慮的民意大多數都是簡單的電話調查，準確性成疑。在這個角度看，Townhall Polling 或 Deliberative Polling 有其優點及可參考之處。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他表示他個人的看法是應該「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e」。
問：現時市建局怎樣平衝全港市民的意願及重建區市民的意願？
答：譚女士表示想提出另一個市建局看到的情況，見下文「沒有問題之發言」部份。
純粹發表意見：一位建築師表示，以往專業人士的服務對像只是老闆，工作要附合老闆的要求。但以自身的經歷及聽聞，近年專業人士出現服務老闆還是服務市民的矛盾，漸漸重視最終使用者，多聆聽市民的意見，甚至開始向老闆提出另類建議，嘗試將市民的意願帶進商界。這個是專業人士開始反思其位置及其服務對象的時代。
同時，此建築師特別提出政府應立刻停止所有形式化的公民參與，停止所有形式化諮詢。因為這樣會令市民對公民參與失去信心，對社會的傷害很大。他認為政府如果是怕聽意見，怕作出改變，就請索性停止諮詢 (此段有不少出席者鼓掌)。
問：Deliberative Polling 中，政府向參與者提供的資訊是很關鍵的元素，如何確保這些資訊是準確而持平？
答：陳教授指出外國經驗是由幾個方面確保此類活動的中立性：
- 委托中立民調機構負責進行
- 邀請中立民調專家審視民調的方法及過程
- 邀請不同立場的群體審視民調所提供的資訊及文件
問：公民社會是否必然是壓力團體？當中有沒有包容性存在？
答：公民社會應該泛指整個社會，包括民間不同的團體、商界、宗教組織等。
問：早前在國內看無線新聞，當播放到關於厦門遊行的事件，就立刻變為廣告，無法得到有關資訊。這是否代表政府仍然某程度上將厦門事件政治化？
答：楊教授表示這個情況其實可以由另外一個角度看，一方面會切斷新聞是表示市民已經對此有一定意識，同時亦代表政府某程度上接收到抗議者的聲音。
問：楊教授的投影片提及日本的循環經濟，當中包括商界的參與。商界參與環境改善，同時間必然會對其商業利益構成影響。例如將一件產品的使用期 (life cycle) 延長，就必然會減低產品的銷量。這方面要如何解決？
答：楊教授表示就算由商業角度考慮，也需要平衡現在與將來，不可以過份消耗資源，要考慮後代的利益。
沒有問題之發言
譚女士表示以市建局收集的資訊，在重建區內絕大部份居民都想離開，同時絕大部份商戶則想留下。她指出有些人將商戶的商業活動說成為一種文化，是可笑的。而市建局的結論則是找不到不服從大多數意見 — 居民意見 — 的理由。
陳教授表達對社運的發展的分析，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由社工帶領，到九十年代由律師帶領，而千禧年代則是由市民帶領，步向公民社會。
黎先生表示透過越來越多市民主動表達聲音，近年是可以看見市民價值開始聚焦 (convergence)。但是，當市民價值漸漸集合，卻更突顯出政府與市民的分離，情況日益嚴重。其中一個解析是因為政府至領導者的權力來源並非公眾，而是來自部份有特權的群體，固此政府的立場亦會偏向這些群體。
在各嘉賓都完成問答環節的發言後，研討會在超時約三十五分鐘後完結。
花絮
在陳教授的首次發言中，他提及曾特首剛經歷了選舉，誤將「選舉」說為「普選」，引來一陣笑聲，有觀眾笑說這是否有內幕消息。陳教授則笑指現在公民社會討論相當熾熱，當日一天有三個類似論壇，他剛出席完民主黨的論壇，聽「普選」聽得多了，令他也搞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