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
文：辛口淡麗
政府處理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的心態一致地冷漠。在天星鐘樓事件中，政府官員掛在口邊的說法是一切早成定局，多年前諮詢刊憲樣樣做齊，又聽唔見你口地出聲，太遲了太遲了﹔並且在安排與民間磋商的同時，神速地把鐘樓拆毀，棄置堆填區。
然後，輪到皇后碼頭。
天星一役，民間保育人士領教過政府的手段，於是及早提出原地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方向和訴求。政府似乎在聽取民意，大攪諮詢會，但被當場踢爆為導向性太強太明顯，根本是誤導群眾，利用民意。就連古物諮詢委員會把皇后評為一級文物，立法會財委會工務小組亦充耳不聞地通過政府拆散皇后碼頭覓地重置的撥款申請。
然而，在天星和皇后兩次事中，政府都沒有做的，是對兩座建築物進行深度研究，找尋他們的文化歷史意義，待拆卸後，把本土文化的價值累積，好向子孫交待。以皇后碼頭為例，民間團體一直強調碼頭並非單一的硬件，它並不孤立地存在，它跟愛丁堡廣場扣連，形成一個特殊的人文空間。對市民和下一代而言，其「非物質性」的價值尤其重要。在殖民地時期，那裏是舉行官方儀式的地方，歷任港督就在此宣誓就職。平常日子裏，市民（包括本地人、外庸和近來周末晚上在碼頭露宿的蒙古人）各適其適、自由自在地使用那個精心設計的空間，那並非「集體回憶」那般片面的描述可以概括的。過去半年，皇后碼頭更是年青人和老中青文化人的聚腳點，一般的拍拖野餐捉棋釣魚游水不計，大夥兒更大攪音樂會、讀詩會、人民規劃大會、展覽、講故仔、甚至露營踢波做功課練書法。大眾市民有機會延續了碼頭作為常民活動空間的功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附近一帶沒有商場舖頭（除了一間快餐店和間中出現的雪糕車），空間沒有被商業活動dictate我們的想像力和空間使用權。對於公共空間的生活方式，這份想像力和自由使用權是極之重要的。一個優質的公共空間設計，就是賦予使用者想像空間和自由的設計。
皇后碼頭和大會堂整個建築群的空間特性，以對稱設計為主，中軸線由皇后碼頭伸延，通個檢閱台，直達大會堂。那條隱形的中軸線由不同的建築原素suggest出來，例如中英對照的一對皇后碼頭牌匾、檢閱台上的兩枝旗杆和大會堂低座入口的玻璃門。除了建築物外形之外，隱性的負空間（negative space）也是設計的重要考慮。把負空間說成是隱性，是因為其厲害之處是，它是一種我們看到，甚至在使用中也不為意的空間，需要人的參與（觀看、使用等等）才實踐出來，人的參與相互引發想像力，產生更多樣性的實踐方式，空間的意義也就豐富起來。
所以，在市民心中，「城市發展」要提供的，是更多更多更多的，讓常民可以實踐想像力的（隱性）空間。
香港市民曾經以五十萬之數，一百萬之數，同時同地使用同一公共空間。事後，空間幾乎是一塵不染地恢復原貌。因為大家明白到自由空間的可貴。
原刊Milk 309期
圖：kith ts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