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老百姓把新聞媒體形象地稱爲第三股惡勢力，有些地方還提出了“防火、防盜、防記者”。第一股惡勢力是指政府機關，它們作威作福，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第二股惡勢力就是目前在大陸比較猖獗的黑社會惡勢力。把新聞媒體和黑社會惡勢力並列，的確恰如其分。我在中國西部一家新聞媒體做記者7、8年，耳聞目睹濃縮成一句話：他媽的流氓辦報、流氓報紙！在中國，新聞媒體也和其他惡勢力有著本質的相同──獻媚強權、欺壓百姓、爲虎作倀，十足婊子。下面是我從事新聞工作多年來所見所聞之一斑。
“不准報道”是中國新聞的第一大特色
衆所周知，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常常會接到許多通知──由新聞主管機關定期或不定期發佈的通知。這些通知，在省內通常由新聞出版局或者省委宣傳部發佈；全國則由新聞出版署或者國家宣傳部發佈。它們有的是由正式文件下發的，但許多時候是由領導人口頭通知或自己去領會理解的。這些通知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不准報道”。它們涵蓋的內容非常廣：凡是被認爲有礙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都在不准報道之列。
比如我所在的這家報紙，在2002年共產黨“70歲”的生日前，就接到從新聞出版署到新聞出版局的通知──批評報道一律不准報道。去年共產黨召開它的16大，也是如此。面對這種特別的指示，就連我們的主編也笑著說：“我都爲我們的黨感到臉紅。”結果，當“16大”剛剛結束的第1天，各種批評報道便充斥了我們報紙版面，令人涕笑皆非。
一般每隔幾天時間，省委宣傳部和出版局就要召集各報刊總編開會，傳達所謂的報道精神：有些只是指定範圍，有些則是很明確地說明某某事件不准報道。從2001年到2003年，我記得明確不准報道的有以下幾個事件：
（一）2001年，陝西省韓城市下浴關煤礦大爆炸，死傷多達60多人。本地的《華商報》剛剛報道了幾百字的新聞，在省內外起了強烈的反響。但省委宣傳部很快就召集各報社明令不准報道。不過，儘管陝西省如何遮掩，當時這一新聞還是在外省炒得不亦樂乎。（二）2002年10月份，陝西衡山發生火藥大爆炸，死傷80多人，也被禁止報道，後來實在遮掩不住，便被要求使用新華社的統一稿件。（三）“9．11”事件後，不准評論，統一用新華社稿件。（四）農民上訪、農村收費問題一律不准報道。（五）近年出現的退休幹部集體上訪一律不准報道。（六）2002年6月份，陝西省一家工廠幾千名工人截斷隴海線，同樣不准報道。（七）去年中國股市出現連續下跌，數家公司要求退市，也不准報道，害怕引起股市風波。（八）中國銀行在美國被告不准報道。（九）今年西安寶馬假彩票案剛開始也不讓報道，後來實在無法平抑彩民憤怒，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才允許報道的。不過，陝西內部還是不如外面報道的激烈、有分量。
從經濟、社會、到文化，不准報道的東西恐怕有上百條之多。
在中國大陸新聞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對臺灣問題很敏感。有一個報紙曾經作了這樣一個廣告：某廠産品銷往全國各地，並配了一張地圖，因爲疏忽忘了標明臺灣，便如同捅了馬蜂窩，惹得那些無所事事的檢察官如蒼蠅發現腐肉似的，當即勒令該報寫檢查，給了個黃牌。
“必須報道”也是中國新聞的一大特色
和“不准報道”遙相呼應，中國的新聞還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必須報道”的。象“7．1”建黨節、“申奧”、“國慶節”、“16大”、以及地方上舉辦的一些活動，都被要求留有一定的版面，在顯著位置上進行報道。
畸形的管理
中國的新聞媒體一直被稱爲黨的喉舌，雖然名義上屬於國有財産，但實際上卻有黨報和非黨報之分。黨報享受各種優厚待遇，包括一定的財力支援，在發行上也有便利條件，象攤派發行就是最明顯的優惠政策。而非黨報一般靠自籌經費，自辦發行。在這種情況下，辦報人使出渾身解數來圈錢，來搞發行，來拉廣告。我所在的報紙就屬於非黨報系統的。它先後同許多商人合作，而這些商人也希望通過報紙賺些錢。
有一句話叫做“資本都是急功近利的”。這一點在中國的報業中最爲明顯，因爲，投資報紙朝不保夕，主權又不屬於自己，隨時面臨著被收回的命運，商人一般都選擇賺一把就撤的路子。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報紙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內容東拼西湊，絕大多數是從網上摘抄的，因爲不需要發稿費；同時又不擇手段地攫取廣告，有時一張報紙可讀的新聞很少，而廣告卻占了2/3。
畸形的機制、畸形的管理，必然産生畸形的員工。因爲都是低成本運作，記者們是連基本工資也保證不了的。而要維持生活，記者就靠拉廣告和敲詐勒索。有些記者出去採訪，就象惡狼一樣，使出了各種手段：有的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有的威逼利誘‘有的敲詐勒索。我們報社就有一個姓張的總編，只要看到記者寫出一篇批評報道，立馬找到被批評物件，裝模作樣地讓對方看上一遍。對方當然明白是怎麽回事，便會給上一點錢財。他呢，就可以不顧當事人的痛哭流涕，抹掉受害者的傷痕，拿自己的良心去換取一點點利益。回來後，爲了遮人耳目，謊稱稿件寫得不好或者內容有問題不夠發表標準。記者哪敢再問呢？
有一個記者，到陝北去了一趟，直接開回了一輛小汽車。因爲那個地方打油井，塌方死了許多人。他要報道，油井的老闆不讓報道，當然要花錢消災。陝南一個記者生財有道：他經常到各地轉，找茬子，看到林區因爲亂砍亂伐造成水土流失，就記下來，等到機會來了，他就去找當地政府或責任者，威脅說要予報道。當然最後也是花錢消災。
在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由於沒有背景和後臺，既要遭受政府機關的盤剝，又要遭受媒體的“監督”。媒體的監督，在許多時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敲詐。如前幾年非常紅火的“三株”就因爲沒有花錢消除“湖南常德事件”的影響，結果在媒體和政府雙重的打壓下，轟然倒臺。後來總結經驗時，三株的總經理就說：早知如此當時花1千萬都值。
媒體對企業的所謂的“監督”，使企業既恨又無奈，喊出了：“防盜、防火、防記者”，並認同媒體是第三種黑惡勢力。
誰來監督中國媒體
在中國，媒體因爲是黨的喉舌，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們和政府穿一條褲子。據我瞭解，政府和媒體在許多地方達成了默契──媒體違法的，政府機關一般不管。媒體與媒體好象也達成了一種默契：凡是投訴媒體的，一般互相不報道。勞動侵權是中國的媒體經常發生的事。按照中國的《勞動法》規定，聘用員工時，單位應該和員工簽訂用工合同。但據我瞭解，在我所工作的城市裏，幾乎所有的報社都沒有同員工簽訂合同另外。按照《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支付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報酬。然而，在報社裏，許多記者拿的工資常常低於最低工資。記者戲稱自己是“新聞民工”。……
在我所在的城市，記者不但沒有三金─－失業救濟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就連基本工資都得不到保證。在報社，被拖欠工資是常事，《ＸＸ商報》就曾經多次拖欠工資，去年一次拖欠工資竟長達半年，至今未發。有一家報紙竟打出了這樣的招聘廣告：月收入數千元，月收入幾十元都不足爲奇。實際上這家報紙的員工工資高於數千元的基本上沒有，而低於數十元的卻大有人在。對媒體的這種肆意踐踏員工利益的行爲，你連告的地方都沒有。《ＸＸ商報》的許多員工爲了討工資到市勞動局去投訴，結果人家說，你們記者成天幫別人討工資，自己怎麽也要起了工資？我曾經到市勞動局去詢問最低工資的事，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我們一般不跟媒體打交道，我們惹不起！
有這麽幾句順口溜：“起得比雞早，幹得比牛累，吃得比豬差，拿得比民工還少，聽起來比誰都好，其實熊不濟。”這的確是我們中國記者，尤其是“民營記者”的真實寫照。
中國的報刊很多，大約有上萬家。我所在的城市就有數百家。由於僧多粥少，各報刊競爭異常激烈。許多報紙開業不到1年就倒了。報紙開業時大肆招人，倒閉時自然要裁減人，根本不爲員工的生存著想，不負一點責任。
報紙倒閉後，失業人員湧向社會，這就造成了一種假像：編輯記者過剩。越是這樣，越能給一些流氓報紙製造耍流氓的機會。我所在的城市有的報紙1年要招10幾回人，平均每月來1回。是這家報紙真需要人嗎？不是，它是在節約成本。因爲它一可以通過招聘來設定試用期，而試用期是不發工資的；二可以通過招聘，把在職人員的工資壓得更低。
中國的報紙就是這樣的一種惡勢力，對外、對內都是流氓氣十足，是十足的“流氓辦報”和“流氓報紙”。
——民主網(11/8/200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