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有沒有說過＂香港人都是狗＂、＂不懂普通話就是王八蛋＂，在尾崎崇實的《孔慶東真的有罵＂香港人是狗嗎＂？》一文和孔的發言原文已經講得好清楚，沒有。從近日的討論中，我碰到以下幾個問題，想來大家也可能有興趣研究一下。

有人說一個教授居然用＂狗＂來形容人，即使不是說全部港人都是狗，都已經夠侮辱性。地鐵男對在港鐵食面的小孩和其母親的態度可能不太好，但孔教授激動又不留情地指那些殘留殖民地時期心態、自認為＂高等華人＂、見到同胞都故意不說普通話的香港人是＂狗＂，即使罵得對，但跟其＂教授＂的身分也不合。

第一，我們對＂教授＂應有特別期望嗎？

這是大陸第一視頻新聞網絡電台《孔和尚有話説》節目，孔慶東就大陸遊客小孩在港鐵内進食，而被香港人怒駡事件的發言的全文，原文的標題是《香港很多人殘留殖民主義心態 素質太差》。

孔是一個民粹名嘴，説話煽情，並不文雅，在政治上也可圈可點，是個事實。但這位以教授金庸、梁羽生小説聞名的，也發表過讚揚香港文學和批判港資企業在深圳暴行的言論的人，有沒有真的像不少人所宣揚的，罵“不說普通話的人是王八蛋”，而全體“香港人都是狗”呢？恐怕是沒有的。

孔說：“两种不同的语言，你说这个细节很重要，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普通话，一种是方言，说普通话的人，没有义务，没有必要掌握任何一种方言，中国人有义务说普通话，你没有义务说东北话说四川话说北京话说天津话，你可能只掌握你长大那个地方的方言，你的家乡的母语，你没有义务说别的地方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应该有义务说普通话，当你遇到一个人，他说操的方言跟你说的话不一样怎么办，双方都应该说普通话。故意不说普通话，是什么人？王八蛋，一定是心里阴暗有别的目的。比如说香港人你是不是中国人？那么据我所知很多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张口就我们香港啦，你们中国啦。这就是王八蛋，这种人就是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都是狗，你们不是人。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是好人，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假如说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人身上，结果是这样吗？结果不是这样。”

想起這兩天另一張在網絡上被廣傳的圖片。

內容是這樣的：有線電視就D&G事件訪問香港人以及內地旅客，而在訪問內地旅客之際，第一名內地男士說覺得香港人有這樣的反應其實是正常，不過好像是有點過激。第二名被訪女士，被記者問到覺得這件事公平與否的時候，她回答#不公平#。然後我們只要細心留意，就可以發覺影片其實有被剪，到接回來的時候，卻聽到了該名女士說："我不是香港人，我是內地人。香港人覺得公平最重要，我們內地人不在乎這些。"

然而被剪的數秒或數十秒到底發生什麼事呢？而重點就是，有人針對最後的兩三句話作出截圖。這很明顯就是挑撥仇恨的一種方法。可惜的是該張圖片依然被廣傳，而內地人這個身份再次受到責罵。

（可見：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0481977886814&set=a.10150274510551814.339083.724931813&type=1&theater）

回歸主題，關於影片內數個爭議點我們不妨細想一次。

樓價高企、輪候公屋、床位不足、資源不均、議會鬥爭…這一連串都是近年來香港人較為關注的社會問題。而不論在近日的報導當中，或是朋輩間的閒聊，我們都不難發覺，的確很多香港人都會把這些問題和大陸人扯上關係。

樓價高企是因為內地豪客炒樓所致？輪候公屋是因為新移民過多？床位不足是因為被內地孕婦霸佔了？資源不均是因為被新移民分薄了？貧富懸殊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投票給建制派所致？甚至說，在日常生活或網絡留言，都有好些人以〝蝗蟲〞一詞來形容內地人，認為他們只搶奪香港人的資源和破壞香港人的文化。而這種民粹風氣絕對有蔓延的趨勢。

但事實上，這些經媒體報導和耳語相傳，而又根深柢固的印象，是否真的如此？

樓價高企

• 一直有言論指是大陸豪客把香港的房屋炒至天價，而這種說法，甚至出現在台灣民進黨的宣傳影片中。但事實上，並沒有人能夠提供實質的數據去證明。而根據台灣立報轉述香港金融管理局2009年的資料指上，當年的樓市成交總額，大陸豪客只佔了當中的10%。
• 而更多人忽略的事實是，不分國籍膚色，只要背後有足夠資本的支持，其實都可以參與炒賣房屋。有趣的一點是，為什麼沒有人把矛頭指向有錢人，而只針對內地人？

輪候公屋

上星期，極左政治黨團社會民主連線率眾，衝入替補機制公眾咨詢會場，干擾公共秩序；並借民主自由大義而唯我獨尊，膨脹自我表達權利，扼制他人表達權利，此等過激行為只會供有心人士口實，用以抹黑所有公民運動，且更令人民對民主自由有疑慮和反感，無助穩定有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實現。謹予以讉責之。

對於替補機制政策，我起初是詫異決策者及政策顧問對投票制度的基本認識（不同一於名單替補，最大餘數法有違比例代表制），而且以「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為由，連公眾咨詢都略過，不能接受。經過大學教授聯署、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的聲明，已令政府有明顯讓步，包括改同一名單替補，及三個月的公眾咨詢。此似乎證明，社會並不如學者陳雲所指，一切體制內改革和申訊渠道已失效，而須透過激烈的民眾運動，訴諸武力。

公眾咨詢，是中立字眼，任何持正反意見的人都可在會場內，以平和溝通的態度，提出建議和批評，我不解的是有政黨和民眾，假民主自由之名，搗毀用來自由表達意見的場合。我們在會場內，更應該討論若同一張名單並無下一號候選人，如何替補得不扭曲選民意志，又或選墿不替補，改由直選又如何改善從比例代表制轉向多數決制所造成的民意代表比例偏差。這種深度問題，不是單憑高舉民主，靠指摘剝奪選舉權來一筆帶過，茍且在非黑即白的表面層次。

經濟，即資源分配的方式。大航海時代以後，西班牙、葡萄牙對金銀財寶的赤裸裸掠奪是「舊帝國主義」，後來荷蘭、英國對貿易經濟則定性為「新帝國主義」，按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的理解，從古至今，均一致認為舊不如新的來得成熟，是經濟學之父阿當·斯密，將經濟從政治中剝離，交予一套市場秩序來運作，由於市場秩序只是以供需作為調度，所以它的高度邏輯和可預測性揭開了理性時代的序幕，而社會能憑之自轉，也使政治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退縮回去，開始了個人主義。簡言之，論經濟獨立後的影響，就是自雅典以來民主的復辟，以及人民靈性宗教生活的終結。

我曾於本年一月的國際政經評論中，論及美國2007年房貸次按金融風暴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已特別強調經濟的連鎖拖累不會戛然而止，如果論問題是集中於美元幣值、貿易差額、國債上限、就業情況，我們就只能按國際信貸分析機構的評級來作一個總結，這個評級說到盡頭，是一種期望值。要真實觸碰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要揭穿期望值的虛蕪，即是至今各國政府，甚至是經濟學界，都仍未意識到要阻緩經濟虛值化的傾向，此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出了民主政治以後，民主政治反倒對它的「父母」必恭必敬，令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脫韁野馬，逐漸陷於失控。若說經濟學是狹獈的，我是打從心底肯定的。

香港是有憲政健全的法治社會，能夠自由表達多元聲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權利，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選人范徐麗泰所言，因為國家大義，連將最冷靜和理智的異見聲音完全隔絕；相反，警察應疏導民情，讓請願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讓領導人知悉（至少也讓香港大學學生代表呈上請願書，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讓領導人體會多元公民社會下的香港，以及在內地大學罕見的公民運動。

我們沒有選擇走新加坡的舊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層次，即是國家將法治從精神層面，壓縮至技術層面，透過警察強制力，以鑽空律法條文及國家安全大義，扼殺了人民表達自由的最起碼尊嚴，來換取國家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形像。從香港市民對爭取普選的堅持可見，我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度的訴求，而這一個訴求，有賴英國殖民的機遇，讓香港市民免受當年毛澤東時代政治活動的折騰，專心發展經濟，得以養出一批堅守政治中立的文官體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權有意識的利用法治，阻擋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作者：Keith Leung

切．格瓦拉同志說：「真正的革命是由偉大的愛所引導的。」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革命家。我們無法忘記那幅肖像和他最愛的雪茄。他的激情就像星星之火，燎起我們的靈魂。於是，我們的心燃燒起來，我們的血沸騰起來。

但我不禁要潑一盤冷水冷靜自己。是的，革命－也許只是社會運動－需要激情。在七月一日突破警方防線，我的內心亢奮起來，不禁跟同志擊掌和歡呼。但是，在激情的背後，也許我們需要思考一些東西。

我無法停止腦海對激情和理性之間的思考和掙扎。就像我熱愛的文學，一個偉大的革命故事，倘若是激情和感性的，我內心便不期然地興奮起來。但是，在激情和感性背後，還是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思考什麼？在我上一篇文章中大概簡說過，是對運動的出路和內容。或者我們看到不同的運動，不論是埃及的茉利花革命、利比亞的反獨裁內戰，甚至八九年（被中國共產黨刻意埋沒的）天安門運動，內心總是興奮的。但這種激情，便容易蓋過當中的政治內容。

作者：Keith Leung

遊行後決定了堵路，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預期這晚會有事發生，堵路的結果其實也能預見。但我們還是做了。我一直在現場記下同志的資料，不斷的通電話，六小時後，我的電話沒電了，但還是用其他同仁的電話繼續工作。

跟其他朋友一樣，我抽了一口煙。

因為疲勞，甚至沒有什麼原因－在警方重重的防線外，遠看著同志們在內討論下一步行動，除了聯絡只有等待。甚至在香港仔警署外，能做的只有等待。社會場面總彌漫著不同味道的煙，升上半空然後飄散。我不禁在想，為什麼我們只能等待和抽煙？我想到了三月六日、六月四日以至七月一日的堵路行動。在經驗上，我們也許進步了。但是，為什麼我們只能堵路？為什麼結局就只能是數小時後被警方抬上警車，通宵扣查？

拖著疲勞和汗臭，我在清晨六時多離開警署，到了友人家寫聲明的初稿。煙已經抽光了－加上拿人家的，我幾乎抽了兩盒－聲明還是一句話也寫不出來。那個時候我想不清楚我們堵路是為了什麼。所以，結果我還是睡著了。直至早上我看見主流媒體報導了一個的士司機的說話，以及在晚上做節目時與拍檔的討論，我終於開始釐清我心中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堵路的局限。我們無法不承認，這種行動的方式有其局限。對於群眾，對於改變制度，究竟帶出了什麼？為什麼社運總是不被群眾理解？

序

本來並無意參與傳媒低水平的「八十後」炒作，但眼見太多人對這空洞名詞上綱上線，心中為這日趨嚴重的世代分化有感不安，故提筆寫此一文以解內裡煩擾，也望有耳者能一聽、一想。

在高位的第二代人

早陣子跟數位年紀屬「第二代香港人」的「五十後」午聚，不知怎的討論到工時的問題，其實我純粹只是提出香港普遍的工作文化不太理想，僱員很多時也受到不公義的欺壓，如「無償加班」等。可惜，這群身在「高位」的所謂各大公司高層，只懂條件反射式的謂他們當年也是這個樣子，簡直一派胡言！首先，這說法違反了「兩錯相加不等於正確的原則」(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若小芳被強暴，於是她殘暴地殺害強暴者，她的殘暴殺害就算是對嗎？你對被施虐者的反抗之打壓行為又被正當化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