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英國國會大選的投票率（Turnout）從最高的1950年的84.1%跌至2001年的59.1%。一般認爲，投票率高低反映了一個政府民意授權（mandate）的多寡，從而直接影響其政策施行的認受性。一般預測將在下月五日舉行的新一輪國會大選的投票率會進一步下跌，故此工黨政府雖然穩操勝券，但仍然大力催谷選民出來投票。不過，二戰後國會大選投票率一直下降的趨勢可能逆轉嗎？這有必要作一個簡要的分析。
怎樣分析投票行爲
英國政治學者分析選民投票行爲的方法主要有三種。
一、社會角色决定論（social determinism），這是最傳統的分析方法，就是認爲選民本身在社會中的角色决定了他們的投票意向。舉例說，勞工階層主要投票給工黨，中産階層多投給保守黨。
二、密歇根模型（The Michigan Model），借用美國的分析方法，把選民的政治信仰與投票取向挂鈎。在這一理論中，選民認同了某一政黨的政治理念或覺得該政黨最代表自己的利益，從而産生對政黨的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就會在大選中投票給該政黨，而不深究其具體的政策。
但是，以上兩種分析方法都被批評有很大的不足，指它們只能分析出不同政黨的鐵票源，而無法提供分析浮動選民（floating voters）投票意向的理論框架，于是有人借用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來分析選民行爲，提出了第三種方法：理性選擇（Voting as rational choice）。這種分析方法認爲選民會通過衡量政黨執政的政策對自己利益的得與失，做出一個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理性選擇論與前兩種方法的主要不同在于，它重點分析的是浮動選民的短期行爲。
投票行爲隨社會結構轉變而改變
這三種方法可以應用到分析英國二戰後投票率一直下降的原因。以前有社會學家以專業人士，管理階層以及一般文職人員視爲屬于中産階層的A、B、C1類，而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及低勞動能力者看作勞工階層的C2、D與E類。這一的分析方法已經越來越不能反映勞動力市場的現狀。研究數據表明，英國的經濟轉型後，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爲國民經濟的主要産業，純粹屬于的勞工階層的選民已經大幅减少。因此，從社會决定論的角度看，戰後初期勞工階層與中産階層在收入與社會地位上的對立在英國已經越來越不明顯。
另一方面，從對政黨的身份認同這一角度來看，數據顯示，1950年的大選時，英國兩大黨保守黨與工黨一共獲得約九成的選票，但這一比例在2001年下降至不足七成半。從政黨的政治理念而言，自從貝理雅在九十年代中成爲工党領袖以後，他提出的新工黨與第三條路政策（The Third Way），接受了市場經濟主導、低稅制以及靈活勞動力市場幾個明顯與工党傳統信念不符的原則，把工黨從左翼政黨改革爲一個中間政黨，從而使舊有的政治理念之爭不再存在，選工黨與選保守黨都是走低稅的市場經濟路綫。選民對政黨的身份認同也自然相應下降。
理性選擇論主要用在分析選民的投票動機方面。因爲投票的成本（時間與精力）一般認爲微不足道，所以投票的誘因（或得益）被認爲是他們考慮是否投票的關鍵。對英國最近幾次大選的分析表明，穩拿的席位對選民與政黨都沒有吸引力。從選民角度而言，沒有非投票不可的動力，對政黨而言，也不會覺得要下大力氣去宣傳動員。在工党連番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大量的穩拿席位使選民覺得選舉結果已知（foregone conclusion），邊緣議席（marginal seat）有限使政黨只在部分地區大張旗鼓宣傳，也大大降低了選民的投票意欲。
穀票徒勞
透過運用這三種方法分析英國選民的投票行爲，結論是除非這一次大選兩黨之間的競爭不再懸殊或者有重大的理念分歧，否則2001的低投票率只是一個新的低投票率時代的開始。
而很明顯，這一次大選工黨仍將大勝，而兩黨的政策還是沒有重大分歧，投票率仍將會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在此一背景下，工党想催穀投票率的努力將會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