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政經

庶民政治系列﹕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

廣告

廣告

明報編輯七月廿九日編按:此文作者在皇后碼頭進行無限期絕食,已經到了第三天。有人說,區區一個其貌不揚的碼頭為何要抗爭半年多至今,現在還要押上生命?這篇文章或提供了其中一個答案:這場抗爭,說人民規劃、解殖、保育即發展,更根本的,或還關乎製造一個具主體醒覺意識的「香港人身分」。

文﹕陳景輝

「故事可能是資產,也可能是負債。」引自《故事、知識、權力》

跟十年前有別,香港在文化、環境、發展、廣播和政治等社會領域內,官民之間出現了很大的爭辯。特別是,在○三七一大遊行至○六年天星事件這段期間,市民開始嘗試奪回介入城市的主動權,於是形形色色自發的「民間反對運動」如雨後春筍。這是讓香港「不再一樣的十年」,她的現狀和未來因而將會改寫。

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

在陳冠中著《我這一代香港人》裏〈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功與失誤〉一文中,這位戰後嬰兒建議: 「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而我則進一步提出,是時候應該放棄戰後嬰兒因應九七前途問題而提出的主流香港故事。那個故事有何問題?為什麼需要放棄?

本文會以呂大樂十年前出版、今年再版的《唔該,埋單》為藍本,批評戰後嬰兒的主流香港故事,然後參考另一位戰後嬰兒剛剛出爐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來探討「香港故事的書寫」該往何處走!

機會主義經濟動物版本

九七大限之前,可以說是炮製香港故事的嘉年華,不只民間大量生產,就連中英兩個陣營也各有各自上而下的版本,前者將港人喻作回歸母體的孩子,後者則讚歎自己作為現代政府的管治能力。

當時的社會學者呂大樂,決意尋求一種既非中方也非港英版本的第三個香港故事,它植根於香港人普遍經驗,於是出版了《唔該,埋單》一書。究竟哪一種香港經驗應被寫入,又何種香港人值得記錄?他選擇了隨着七十年代經歷了上向社會流動的戰後嬰兒潮經驗。用作者的話來說,那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和「殖民政府自我改革」的社會時間,連上了剛剛踏入社會的戰後嬰兒的生命時間,可說生得逢時,培育了一份本土意識。

我要補上一句,在九七前,香港人都忙於尋找一個有別於中國那一制的定位,說明香港這一制的特殊性,而在這裏,就連七十年代後的殖民管治經驗也竟然成為了要「擁抱」的正面東西,態度是小駡大幫忙。

另一方面,戰後嬰兒也談到香港的教育系統,說它有兩種功能:第一,通過在教育系統內的競爭,一些人獲得了上向流動的機會,於是讓人覺得她是個「人人有機會」的開放城市。然而,在那時候,香港的九年免費教育仍未實施,高等教育更是嚴重不足,所謂人人都有的那些「機會」是很不一樣的。

其次,就是他們描述自己怎樣「適應」荒謬的教育制度,從而造成香港人今天的個性。在教育的濡染下,陳冠中說他一代人都變成「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的人,忙着「搞經濟」,而呂大樂則稱學校為訓練人們學會「一種犬儒的、只求達到目的、不作其他考慮的、工具主義的生存策略」的場地,他這代人也學乖了而不會問「為什麼」。

這故事被一種濃厚的經濟意識、機會開放和犬儒人格的神話穿透,在《唔該,埋單》一書,其他與其敘事相衝突的歷史片段(例如,作者六七十年代做義工時目睹的貧富懸殊、七十年代湧現的民間運動和具批判性的民間紀錄片等)都不曾干擾它的一致和穩定,而經濟發展之外、隱含其他社會價值的歷史事件都只能是靠邊站當配角。(註一)

選擇的結果

誰都知道,沒有一種香港故事可以窮盡七十年代的所有事情,人們在試圖記憶之際,就同時陷於遺忘,書寫因而往往充滿選擇性,剩下的似乎是該如何做「選擇」了。

戰後嬰兒「選擇」了一種被動非常的港人形象,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在「由外而內」的經濟榮景護蔭下長大、殖民政府「自上而下」自我改革的受惠者,以及某種犬儒認命的工具主義者。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在香港故事裏,她被描述成缺乏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等元素。她的角色就像一部電影的替身:被分派到一個不能被辨認出來的位置上完成故事,他無法策動故事的推進,只能被動地接受各項指示,補充台前主角的不足。

然而,香港人真的對「追求當主角」感覺漠然,沒有嘗試創造和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嗎?當然不是,但這部分集體經驗卻無法納入其敘事當中。我們找不到「香港人當主角」的香港故事,並非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是源於人們無法對「這些經驗」賦予重要的意義,最終無法形成故事。這就引發嚴重的後果,「無法賦予意義」最終會化為現實,導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提不起「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的意志。為什麼?

因為香港故事塑造了我們的認同及社會生活:我們的認同感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以及用來描述我們自己的那組獨特的語彙,而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是主動抑或犬儒建基的往往就是這份認同。因此,香港故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活動,遠遠超越「有沒有準確反映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此一舉動;準確一點來是,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他們其實是通過香港故事選擇性地描述香港、賦予港人一種特殊的自我形象,來建構人們的主體性。

沒錯,我是從香港故事如何在敘事上「構成」和「限制」了港人的身分內容和行動方向,來評價它的價值!如果我們希望香港人變得更具「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那我們就需要一種重視這些元素的敘事框架,來重新組織香港人的經驗和過去。另一位戰後嬰兒陳順馨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似乎就示範了這種可能。這是一本和我們時代息息相關的著作,它透視出:香港人不是替身不是配角,她擁有自己的一╱多條民主、反對之路,而大部分累積的實踐經驗及思考資源不假外求,它們潛伏在殖民地的時空。

殖民地上普遍的不公和抵抗

雖然談論的都是七十年代,但架構起這個時代的人物、氣味、場景和事情都與主流香港故事截然不同,其中一點很重要,它是刻劃港人的自主故事之際,猶如硬幣兩面的必要情節:作者筆尖瞄準了使香港人淪為配角的殖民體制,以及伴隨而來的三個「反抗故事」。正如作者想我們看見的:「故事」都發生在那個時代裏、相當普遍的三塊草根空間——木屋區、避風塘和徙置大廈,而七十年代的重大社會矛盾就是:「大量暴力清拆」、「公共房屋的供應、分配和不合理」,以及「草根市民的堅韌鬥爭」。

有趣的是,這表面上看來互不相關的幾件事(清拆木屋、艇户爭取上岸及頂樓熱問題)放在一起之後,你會發視當中一致的權力邏輯:首先,發展商居於顯要的位置,殖民政府則從旁協助運用警力強行清場;其次,居民原來社區被毁之後,只會被遷往基本住屋標準低於英國、「生活空間狹小」、設備不足及粗劣(頂樓熱)的徙置區;最後,就算你居住的地方危機四伏(艇户上的小孩溺斃),但若那片棲身的土地沒有經濟發展潛力(後來九龍西部納入發展地產和公共項目,艇戶才能上岸),殖民政府絕對闊佬懶理。在這裏,我們不難嗅出散發自殖民地、延續至今的同一股惡臭:在土地分配的過程中,草根社群總是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底部,他們沒有受到重視,而重要的土地都分給發展商了。這就進一步戳破了那個有關土地發展的神話:與其說發展帶來的不公和破壞(包括環境破壞、社區瓦解和不當的安置賠償等)是源於「土地資源緊絀」此一貌似先天的因素,倒不如說這是一項有關政治經濟的「分配」問題,它是人為地構成的。這種土地分配不公延續至今,遂演變成今日利東街、天星及皇后的社會衝突,可見殖民的陰影並未遠香港而去。

和戰後嬰兒所呈現的港人形象有別,在這本小書中我們清楚看見,草根市民絕不犬儒,她們有所追求、挑戰殖民政府,並「熱心地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以作者為例,她自小住木屋區,求學時期有過做義工的經驗,後來就走到大窩口做「無牌社工」,帶着大聲公踏破鐵鞋,挨家挨戶主動接觸、探訪和連結居民;又例如葵盛邨的林太,她主動肩負起用電話催迫官僚的工作,從最初「開口說話時心撲撲跳」,到學會跟態度惡劣的官員交手博弈,到最後說「我已經不怕官了」。

七十年代是「社區抗爭的十年」,它由無數草根平民構成,是香港人在政治上創造自己生活的紀錄,這些大小運動,充實了一代人的權利、平等意識,使這個城市不至於太過遠離人性和公義。

結論: 「反對」及其故事的重要性

在《青春歌聲裏的低調》一文裏頭,台灣學者錢永徉賦予台灣反對運動中「反對」一詞重要的意義:「『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同樣道理,香港人的反對運動其實是對抗庸俗化(包括各種剝奪人性尊嚴的社會制度和安排)的一個故事。戰後嬰兒的香港故事忽略了這部分,未免是過度安於自己的現狀,未想過「庸俗」真的會迎頭降臨;反過來,「反對」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塑造出「對抗庸俗化」的主體及其認同,滋養那條屬於人文社會的最後防線。

因此,○三年七一後的今日,擺在香港故事作者群面前的書寫任務,就是將焦點移回自殖民管治開始以來的反對運動之上,向人們講述更多「對抗庸俗化」的啟迪故事和動人事迹,召喚更多港人成為我城的衛士。

(註1)事實上,《唔該,埋單》一書是有零零碎碎地旁及草根市民的艱澀生活的,不過這些「不平等狀况」並非他的香港故事的主題,反而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項提醒或補充。

明報 2007-07-29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