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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汪競榆: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讀書」雜誌遭撤換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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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玩樂潛伏幾十天,烤鴨和涮肉,長城和胡同已不再新鮮,懶洋洋地以為這就是皇城腳下的全部。聽聞報攤媒體宣佈將撤換「讀書」汪暉和黃平兩位執行主編的消息;想起不久前的冰點事件,還引起全球關注和知識界自由派的反撲,是中國媒體改革史上的重要戰役,龍應台還寫了信向胡錦濤問候兩句,要總書記用文明來說服人。原以為這一場媒體出版爭鬥的歷史交會,也將轟轟烈烈,然而,一個多月以來,北京的車照堵,天空依舊灰濛,這場風波在全世界的媒體眼中,平靜地像是甚麼事兒都沒發生,除了兩場座談會的集結之外,僅存於中國少數網站上的暗潮洶湧和個人郵件往來。

讀書(DuShu)無疑是當代中國知識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批評刊物。創刊於1979年, 陳原、范用(1979-1986)為首任主編,當時正是文革從高潮跌入低谷,社會面臨尋找出路的轉型時刻,讀書雜誌提出「讀書無禁區」,從文學和藝術上去探索,發出文革後壓抑已久的吶喊,隨後,沈昌文(1986-1996) 主編時期,處於改革開放後的高峰,以西方為師的主流思路,社會一片樂觀光明,「讀書」也不例外。汪暉、黃平(1996- 2007)接手後,正逢知識界逐漸出現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化與質疑。此時,「讀書」關注的焦點改變了,問題意識也有不同,不再談國際接軌,而是把世界的問題拿到中國來討論。

這個時期的「讀書」集結了一批新的作者隊伍,試圖應用知識份子的觀察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發言,帶有主題性的組織討論 總是會觸及中國社會在全球影響之下最敏感的議題。在全球化,三農、亞洲、醫療改革、性別等社會公平和正義議題,總是提前介入了中國的社會現實處境,在改革開放的一片歡呼聲中,獨自持續地發出噪音。「讀書」得以發展至此,主編汪暉和黃平的學者身份和體制外角色無疑是重要關鍵。

中國的媒體和出版社尚未有完全的自由的空間,一般均隸屬於中宣部轄下的不同出版集團,由國家統一控制管理,例如三聯書店是企業化事業單位,人事由上級派任,但敘薪福利則以企業方式規範。在特殊的歷史時勢之下,三聯前總經理董秀玉的創見和能力,發明了聘請外部主編的構想,汪暉和黃平因此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入「讀書」雜誌編輯部兼職;也造就了一本北大教授錢理群所形容的「體制內民間刊物」,一個不易於控制而相對自由的空間。三聯書店在今年七月十三日正式發佈的解職訊息中,正是以「新聞總署對於期刊主編需由主辦單位現職人員擔任的規定」「優化管理」藉由體制的合理化為由,撤換兩位主編。

對於上級要換人的決定,汪暉和「讀書」編輯們均表示早有預警,讀書雜誌對社會的影響聲勢浩大,但內部空虛,又沒有後台,遲早要出事的。只是「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情,沒想到手段竟然如此笨拙。」今年六月八日,利用「讀書」出版六大本的十年精選集的機會,新京報和中國青年報便以眾議的方式,針對汪暉和黃平時期的「讀書」風格和內容,組織了一系列的專題報導批評,其中的報導如清華大學何兆武指出「前些年讀書的性質是趣味的,大眾性的…太專業的文章,普通讀者是看不懂的」。社科院徐友漁則提到「讀書作者隊伍太單一…文章學院味道太濃,並舉其他刊物為例,不能用時代改變為由來解釋文風取向…」。

隨後,三聯的黨委書記邀約汪黃二人於六月二十一日開會,但是會議尚未召開,當天新京報就發出消息,以雜誌發行量下滑為由,片面宣佈三聯書店準備撤換主編,引起「讀書」編輯們的抗議,認為新京報製造假新聞。汪黃見到報紙消息因此沒參加會議。此時,三聯副總編樊希安約見部份「讀書」編輯談話,表示因體制改革之故,必須撤換汪黃,同時將指定原「讀書」編輯吳彬接任執行主編。另一方面,汪黃感受到局勢轉變,在七月八日(週日)發信約定七月十日上午十點召開編輯部內部會議商談;而再九日下午,三聯書店的黨委書記也突然通知「讀書」編輯部人員在在七月十日上午九點開會,準備搶先宣佈他們已經制定好的改組方案。

然而在「讀書」編輯堅持拒絕出席的情況下,九點的會議始終無法召開。一直推遲到當天下午最後還是宣佈了改組方案,原來即將屆齡退休的黨委書記張偉民接任三聯書店總編輯,吳彬如預期地接任執行主編。兩週後,人事部門才發出正式派令,將這段時間的傳聞和強渡關山的結果最後拍板落定。

事實上,以體制改革為由撤換三聯書店編制外的汪黃二人,在今天中國的社會劇烈轉型的情境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讀書」編輯說:「撤主編就撤主編,為何鬧媒體呢?那些「不好讀」、「新左派陣營」以及「小眾」、「發行量下降」等論點一再地出現,表示這次不只是要換人,而是要毀人,是幫派化的知識份子準備給領導們吹風。」整個事件背後的動力,隱約地指向是自由派結合政治權力所發動的。對此,汪暉認為,事件的發生很難找到源頭,敵人是總體性的體制,不是單一化,可以被清晰界定的某一對象,例如去反三聯書店的領導們,甚至於去反出版集團的意義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討論事件發生的意義,同時拿冰點的事件做比較,可以發現這次事件是一種新政治的浮現。

例如過去中宣部要做一件事,首先是發起意識形態的攻擊,然後再出手。但是今天隨著市場化和官僚化相匹配的過程,它的政治越來具有非政治的特點,它的敘述不再使用政治的語言。今後,社會空間的問題與新政治越來越多的衝突,都不需使用意識形態的語言,只要用體制化和市場化的言說方式就可以「合理」解決。新政治的特點使得不同的社會勢力跟市場跟利益糾合在一起,轉化到權力的體制裡,去扼殺這個空間。只要這個空間超出掌控範圍的,都要被扼殺。

北京今年準備召開十七大(指定接班人),明年還要辦奧運,社會發展的形勢將越來越緊縮,但是社會矛盾不因社會控制的強化或過熱經濟而消融。面對新政治的浮現,勢必產生新的行動策略。而是否有下一步的行動還有待觀察,但至少如錢理群說:「這一連串的清場行為,知識份子們不能因為個別立場或短期利益而選擇沉默,而把主要應該批判的體制輕輕帶過。新左派和自由派必須超越分歧,共同抵制的擴張和官僚化,捍衛自由思想和獨立言說的權利。儘管我們無力阻擋,但至少要發出抗爭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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