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來中國各地的反日游行一浪接一浪，遠在英倫，沒能身處其中，使我一直都抱著一種旁觀者的心態。昨天按不住好奇心上了幾個國內的網站，看了一通“憤青”們的言論，記憶便旋即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一個五月。
1999年5月8日，北約部隊“誤炸”中國的駐南斯拉夫大使館。5月9日，全國各地都有大學生上街游行，我是其中之一。
當時我在天津，天津幷沒有美國領事館，缺乏明確的示威對象。5月8日的晚上大使館被炸消息傳來時大概七、八點，校內有好幾百個同學便揚起國旗要游行宣泄情緒。校內沒有任何一個有明確美國背景的地方，于是他們便到國際培訓中心----一個專門給外籍老師和學生住宿和上堂的小院子----外面示威。我記得大概八、九點開始的示威持續了三個小時左右，因爲大學宿舍十一點關門。
當時在中國的大學生中手機還未普及，不過宿舍基本上都有裝電話。整個晚上宿舍裏雖然烏燈黑火，然而大家却都睡不著。電話也響個不停，來自校內的同學甚至其它城市的朋友，在討論著明天如何，大家只是覺得一場讓年青人非常亢奮的事情終于發生了，而種種壓抑在心中的不滿終于有一個傾瀉的去處。
終于一覺醒來，接到通知，我的大學被“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二時參與天津的游行。是的，被“安排”，可能是因爲誰都知道在這個形勢下還壓制游行已經不可能了，但是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十年沒有過大規模的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了，不“安排”一下，誰會知道有什麽事情發生？
于是一場不可思議的有組織的“游行”就這樣發生了：學生們揚著示威標語、在撕破喉嚨地在喊，一家大學跟著一家大學，一個系跟一個系。現在想起來，這場游行的形式實在有點像校際運動會的進場儀式。各專業班級的輔導員在旁監督著，學生會幹部們在前後奔走，指揮著各專業裏的班長、團支書在維持秩序；班長、團支書則不時提醒大家，不能叫抵制美貨，不能抵制麥當奴、肯德基……什麽都不行，只能叫“抗議美帝”、“抗議北約”、“向中國道歉”這幾個口號。相比起這幾天的反日游行，當時更加是完全沒有任何扔鶏蛋或者扔石頭的事----與其說我們害怕這樣會被大學處分，不如說在這嚴密的監控下，一切根本沒有可能。
我的大學的游行在六時前結束，因爲大學要組織所有學生觀看胡錦濤副主席的講話。他具體講什麽我已經不記得了，大概是他很明白大家的情緒，希望示威游行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大家要顧全大局云云。
于是，前一天晚上腦海裏想起的五四青年火燒趙家樓，想起的四五青年悼周總理反四人幫，甚至對于一些廣東學生想起的香港電視裏六四青年的熱泪盈眶的經典案例，全部在無聲地嘲笑我們是“鵪鶉”。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麽更好的詞去形容這種覺得自己很窩囊的感覺，香港的女生常喜歡說香港的男生是鵪鶉，今天我想起來，這樣盛大的鵪鶉大游行恐怕她們是從來沒有見過。
游行示威功能之一是宣泄感情，就像人傷心了便會哭和流泪，憤怒了便要破口大駡，之後無論事情是否改善，心情總是會舒服一些。但十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壓抑各種不同情緒的宣泄，連不得不進行的游行示威也施加種種限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終于到了這一次，遇上反日，這個在民族主義浪潮中總能占領絕對道德高地的口號，連公安也不敢用强硬手法處理時，積聚長年的情緒便像洪水般發作，要破堤而出。
溫家寶總理曾經在長江大堤上指揮過抗洪，面對一群要發作的鵪鶉，才發現不能用沙包去堵，這又能怪誰？